金雁：匈牙利：通向变革的三把“钥匙”.docVIP

金雁：匈牙利：通向变革的三把“钥匙” 在匈牙利，“1956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它既是定格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也是匈牙利政治变革的一面旗帜，更是最终体制转轨的先声，正如曾任匈牙利社工党政治局委员的波日高伊所说，正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催生了33年后的“变革之路”。 匈牙利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我们抽出了半天时间，专程前往布达佩斯东郊的“新公墓”去拜谒纳吉的坟墓。“新公墓”是布达佩斯最大的公墓群，绵延数十公里，在去之前就有当地朋友告诉我们，一定要在墓区管理人员的带领下前往，否则墓区太大会迷路。而我觉得，纳吉是匈牙利现代史上的名人，他的坟墓应该会非常醒目，不会难找。但当一位显然是“70后”的墓区管理人员把我们带到“1956年遇难者墓区”时，望着无数相同的没有人名、没有生卒年月、没有墓碑、只矗立着系着国旗色丝带的木桩的标志，他也茫然无措，不知该如何寻找。 大家四处寻找，终于在这一片墓区的东边找到了伊姆雷·纳吉的墓，那是一块横在地上、二尺宽、四尺长的再普通不过的石碑，比我想象的要简陋得多，碑前没有雕像，没有装饰，碑上没有生卒年月，只写着“伊姆雷·纳吉，匈牙利人的总理，1956年”，简单得令人不敢相信。刚开始我还心存疑惑，担心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纳吉的坟墓。众所周知，1956年11月4日，当苏联坦克和重型火炮响彻布达佩斯市区时，纳吉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赫鲁晓夫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白无误地记载，1958年6月匈牙利政府“按照苏联人的意志，处决了纳吉”，而墓碑上为什么写的是“1956年”呢？突然，我恍然大悟，1956这个年份就足以说明一切——在匈牙利人心中，还有比1956更让人刻骨铭心的年份吗？至于纳吉真正死于哪一年，已经不重要了，纳吉和无数1956年的无名死难者一样，只是其中的一人。在匈牙利，“1956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它既是定格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也是匈牙利政治变革的一面旗帜，更是最终体制转轨的先声，正如曾任匈牙利社工党政治局委员的波日高伊所说，正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催生了33年后的“变革之路”。 难怪有人说，了解东欧现代史有三把钥匙，第一把是“1947-1948年”，第三把是“1989年”，这两把钥匙是东欧各国共有的，至于中间的这一把，各国有不同的年份，比如波兰是“1980年”，捷克是“1968年”、匈牙利是“1956年”。这三把钥匙足以串联起东欧国家的现代历史，它们其实就是一个因果链条上的三个转折点，就像考古挖掘中的“文化地层”一样，相互叠加，互为因果，每一个事件的原因都可以倒推到上一个“累积层”，或者说，每一个非正常结束的历史事件注定会成为下一个历史事件的开端，在这一点上，不但历史事件惊人地相似，就连时间、过程等细节都像是前一次事件的重演，正是这三个“历史累积层”最后导致了1989年苏东地区大雪崩式的制度变迁。 风云突变的1947年 很多人对后两把钥匙还记忆犹新，但不清楚“1947－1948年”是一个什么特殊的年代，以及为什么说这个年代是东欧现代史上的重要一环。 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基本上都建立了“反法西斯民主政党”的联合政府，共产党在议会和政府中都不占优势，因此当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制度”，即政治上的多党议会制和经济上的“混合所有制”。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冷战”序幕，3月美国宣布实行“杜鲁门主义”，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并向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各国发出邀请，苏联表示拒绝，也禁止东欧国家加入。斯大林明确说：“马歇尔计划是直接打击苏联的。”为了应对“马歇尔计划”，9月，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波、捷、匈、罗、保、南、法、意九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西南的疗养胜地、弗罗茨瓦夫省的波伦巴小温泉举行会议，会议内容没有事先通知与会的各国代表。在会上，苏联突然提出要成立共产党情报局，要求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立即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再允许各国实行通向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和苏联的外交策略。这个提议遭到众多代表的反对。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说：“国际工人运动迄今的实践表明，这样的中心弊多利少”；南共代表卡德尔认为，这会遏制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捷克代表斯兰斯基表示抗议，甚至中途退席；法共、意共的与会人员也觉得这种做法不符合社会主义政党的传统；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则以事先没有取得本党中央的授权为由，希望暂缓成立该机构。但是在斯大林的强硬要求和遥控指挥之下，会议当场通过了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决定。至此，两个阵营的对立成形，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之下，根据“莫洛托夫计划”，1949年“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东欧各国原则上只能保持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