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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 　　传统增长引擎失去动力，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再拉动增长或者即将被淘汰。事实上，它们只是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转型并重新找到平衡 　　自新一届政府上任后，“新常态”成了最流行的经济词汇。在实施了一系列应对2008年-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之后，新一届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的增长进入了新阶段。过去30年两位数的高增长不可持续了，接下来自然的进入了中高增长甚至是中速增长阶段。现在中国经济正处于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受到三种因素叠加的影响：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市场接受增速放缓的事实，增长过渡到新常态，新常态需要新的增长引擎。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增速降幅有多大？增速降幅的底线在哪里？从经济的角度怎么理解新常态？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源头在哪里？应该采取什么样新的投资策略？ 　　我们认为，中国工业化第一阶段的增长在2007年达到巅峰。从2008年起增长应该自然回落。然而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外部冲击是一个意外的触发点，就像日本经历1973年-1975年石油危机一样。中国向增长新阶段的自然过渡被2008年-2009年的大量刺激性政策给延迟了，这些政策旨在抵消外部冲击，重振增长的信心和力量。当政策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弱，中国的增长转型才在2012年真正开始。 　　新一届政府从过去的教训中吸取了经验，不再重复刺激强增长的政策。从2013年起，新一届政府靠放松行政审批，改革和市场自由来促进增长。过去的增长引擎――出口、投资和工业生产，以及过去的增长驱动主体――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外国投资都处在下行压力之下，慢慢熄火。相反，新的增长引擎――形形色色的服务业，国内消费，技术升级和改造，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应，军工企业以及私人投资都发展势头良好。 　　但在新的增长动力足以完全替代旧的或者传统的增长引擎以前，中国还将经历一段持续的增速下降。我们预计，如果政治和经济改革进展顺利，2015年-2016年的增速可能是阶段性的底部。在强力反腐和顺利实施大胆改革后，中国将会形成新的政治生态，新的增长引擎才会在新常态下发力。即便相对保守，我们还是认为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实际上能够有6%-7%，而那之后的十年，增速会回落到5%-6%。 　　增长引擎切换中 　　如同其他工业化国家所经历过的那样，增长放缓是一个自然的变化。经过了过去逾30年平均每年将近10%的增长后，除了比较基数，所有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环境保护都明显的增加了，这削弱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的政策限制了发达经济体的进口需求增长。投资过度导致的产能过剩限制了投资进一步加速。产能过剩还伤害了生产者的定价权，降低了产量。 　　出口自从上世纪80年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推动力。在中国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意义更大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1980年到2000年出口每年平均增速14%。2001年入世后到2007年，出口增速达到25.5%。但是2008年至2014年出口增速下滑到9.8%，特别是2014年出口增速只有6.1%。 　　从1983年到2007年（峰值），出口占GDP的比重从7.4%猛增34.9%，2014年又下滑到22%。经常账户/GDP在1993年以前摇摆不定：1985年赤字率达3.5%;1991年最好时盈余3.2%。从1994年起中国每年都保持盈余，并在2007年达峰值，为当年GDP的10.1%。2007年中国的GDP实际增长率达14.2%。但经常账户盈余从2011年开始下降，分别为2011年1.9%，2012年2.6%，2013年1.9%，2014年2.1%。 　　量化宽松和零利率帮助美国家庭修复了在次贷泡沫中受损的资产负债表。企业开始储蓄而非过度投资。预算赤字明显下降。所有这些因素促进了美国国内经济的再平衡。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从2006年的6%下降到了2013年的2.3%。 　　后危机时期，美国的再平衡也导致其他国家重新审视其国内账户的平衡。外部需求不再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平衡其国内增长有效的方式。根据世贸组织数据，2012年和2013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分别为2.2%和2.3%，明显低于金融危机前20年的平均值6%。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不利于中国的出口增长。2014年劳动力（15岁到59岁）人数下降了约520万，连续三年下降。2013年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比2001年的基础增加了500%，这还未包括社会保障的成本。劳工成本的增加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根据2009年到2013年的数据进行计算可得，在第二产业（制造、采矿和建筑）名义工资平均每年上涨13.7%，但劳动生产率增加只有9%。中国在中低端商品的国际竞争优势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