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中元：“讽荔”之外：广府诗人谭莹《岭南荔枝词》诗美价值10.13.docVIP

“讽荔”之外：广府诗人谭莹《岭南荔枝词》的诗美价值( 摘要：荔枝作为岭南佳果，在中国古代曾流行于北方。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荔枝意象不多，只是因唐贵妃嗜荔被诗人屡次抒咏，使“讽荔”成为古典咏荔诗一个典型模式。清代广府诗人谭莹[1](P644)又《本草纲目》云：“荔枝始传汉世，初惟出岭南，后出蜀中。”[2]荔枝因其独特的生理性和幽远的地域性，成为历代诗家的抒咏对象，富有诗性特质的荔枝意象散存于各类诗词当中。其中唐代杜甫、白居易、杜牧、韩偓、徐夤、薛涛，宋代曾巩、苏轼、陆游、杨万里、黄庭坚等。明清两代，作品。如广州荔枝湾唐荔园落成，举行结社征诗，便有咏荔诗1000多首。[3](P195-196)可见最终徒劳，荔枝自汉代被作为贡物运至北方始，就开始被文人注意，开始进入文学作品的书写中。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首开咏荔先河，如“答沓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4](P182)，此篇没有专写荔枝，仅将离支即荔枝[5](P683)可谓极尽具象描摹之能事，呈现了一个北国诗人对荔枝的审美想象与赞美。 荔枝作为岭南果品，虽时被文人笔墨青睐，堪称水果中的翘楚，但在古典咏物诗意象中并不是大面积被普及的。水月花鸟、梅兰竹菊，举凡可视可听之物，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或被作为纯粹审美意象，或被当做美刺比德之物，或被用作抒情遣怀的媒介，多被叙写得意象成熟、情境圆融。以《全唐诗》[6]的检索为例，“梅”字出现1122处，“兰”1837处，“竹”3510处，“菊”780处，“四君子”因其绵延的比德传统和人格意蕴得到了诗人广泛偏爱，水、月、花、鸟意象出现的频率就更加惊人。相对来说，“荔枝”（又名荔支）在《全唐诗》中出现仅67处，“荔”字出现129处，绝大部分关于荔枝的诗都是北方诗人亲历或送友人到蜀、福州、连州、广西等荔枝产地的灵感之作，有的仅提名而已。 这表明在唐代之前，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荔诗意象书写偏少，不外乎如下缘由：第一，荔枝此时是口腹之欲的对象，作为与欲望相勾连的水果种类，对它的食物性印象是一种无法逾越、先验潜在的集体记忆，其内涵被剥夺了向纵深拓展的诗性可能和空间，因此导致荔枝未能被完全纳入精神视野下的诗性筑造。即使倾尽力量描述也不能消尽形而下的物质性功能，上升到纯粹审美领域。第二，是因为荔枝为岭南佳果，成熟之后“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7]，不易保存。古时因空间距离和交通障碍，荔枝注定只能在北方上流社会和权贵阶层中流行，无法作为南北通行的水果被大众共享，能享受荔枝真味的北方诗人是极少数的。唐玄宗朝名相、广东韶关籍诗人张九龄曾在《荔枝赋》中言“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夏季，其实乃熟，状甚瑰诡，味特甘滋，百果之中，无一可比。”但“余在西掖，尝盛称之，诸公莫之知，固未之信。”[8]很有一部分北方人竟不知晓，实在遗憾。由此，荔枝未能被广大文人采撷为咏物诗的写作对象。 二、“讽荔”：古典诗词中“荔枝”意象书写模式 唐贵妃嗜荔与荔贡是中国文人所共知的史实，这段历史典故却开辟了荔枝纳入文学书写的一种主流模式。《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云：“妃（杨贵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9](P1990)同样《二十六史·新唐书》云：“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10](P7932)唐玄宗为迎合杨贵妃喜食荔枝之嗜好，密诏岭南及涪州进贡荔枝，好色而远德。荔枝的命运与这段历史发生重要瓜葛，或者说因为这段典故，咏荔诗骤然增多。在诸多文人的想象中，荔枝被借用于讽喻时政，使得“讽荔”诗在中国古典咏物诗中占有一隅地位。 荔枝口感美妙，晋身宫廷珍果，杨贵妃嗜荔常被文人们当作安史之乱的一段教训予以描写。杜甫、杜牧、苏轼等诗人都有借荔讽史的诗歌存世。杜甫的《解闷》组诗（有四首专咏荔枝）对此曾反复咏叹： 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 （第九首） 忆昔沪戎摘荔枝，青枫隐映石通巡。京华应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 （第十首） 翠瓜碧李沉玉瓷，赤梨蒲桃寒露成。可怜先不异枝蔓，此物娟娟长远生。 （第十一首） 侧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宫满玉壶。云壑布衣始背死，劳人害马翠眉须。 （第十二首）[11] 四首诗植根于贵妃与祸乱有关的史实，由杨贵妃食荔生发联想，将荔枝风味系于国家治乱，直抵唐代致乱之由，称得上借助荔枝表达讽谕的经典之作。明人王嗣爽认为杜甫“因解闷而及荔枝，不过一首足矣，一首之中，其正言止‘荔枝还复入长安’一句，正言不足，又微言以讽之。微言不足，又深言以刺之。盖伤明皇以贵妃召祸，则子孙于其所酿祸者，宜扫而更之，以亟苏民困。”[12]杜甫在咏荔中注入历史深怀，附加政治评判，显得意蕴深挚，内义宏富。此后，荔枝作为祸乱之源的意象被不断重复和强化，张祜钱珝张祜马嵬坡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