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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在中国法学教育中的历史回顾与展望①霍政欣、张建②摘 要:特定历史所生成的英美普通法，以遵循先例的传统而著称，这决定了其法学教育模式独具一格。中国近代意义的法学教育始源于清末民初，留存了浓重的英美法印记，其中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英美法教育与东吴法律学人的人生命运颇有传奇色彩，尤其值得深思。无论在法学学位创新、法律渊源认识、法学课程设置抑或法学研究方法层面，英美法都为中国法学教育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式。但从教育模式的探索上思考，中国开展英美法教学的尝试不能盲从，而应当建立在本土化法学人才培养现状与目标的准确认知基础之上。关键词：法学教育 英美法 人才培养引言在全球化社会背景下，跨国人员往来、商品交换、服务贸易愈发频繁，法律事务的处理不复局限于本土化的法律环境之内，原本风貌各异的英美法与欧陆法呈现出逐步融合甚至趋同化的趋势，这无疑对于以培育国际型卓越法律人才为使命的中国当代法学教育提出新的挑战。毋庸置疑，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我国晚清时期的西法东渐以大陆法系（尤其是德日法律）为法律移植的蓝本，对英美普通法甚少虑及，现行法律体系也更多受到大陆法系传统的渗透。然而，现代法律人只有兼具英美法与大陆法的素养，始足以俯瞰各国法律演进的历程，进而客观公正并合乎法理地解释与运用法律。法学教育毕竟不等同于法律实践的解释论作业，英美法应当被视为构建健全法学教育的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链条。本文写作的初衷拟针对英美法在中国法学教育中的源流与现状进行回顾与反思，并剖析其在不同层面对我国教育的浸染，而不在于对英美法制度内容做宏观评述或微观解构。一、英美法之生成及其教育模式的特质（一）英美法的生成历史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始源于西方世界，分为两大体系，即成文法体系与普通法体系。普通法系(Common law)的代表国家为英国与美国，故而亦称英美法(Anglo-American law)。美国法官霍姆斯提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③ 这一观点对于以判例法为核心要素的英美法尤为关键。因而，若试图把握英美法的精髓，有必要先探求其生成的历史梗概。1066年在威廉公爵的率领下，诺曼人征服盎格鲁-撒克逊人，开始统治不列颠。为巩固中央王权，英王威廉一世与亨利二世虽然没有废止业已存在的英国习惯法，但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司法改革：不仅建立了三大普通法法院（理财法院、民事上诉法院、王座法院），而且确立了巡回审判制度与陪审制度，地方管辖权的限缩伴生着地方习惯适用性的削弱，司法的集权导致了英国法的统一化。14世纪由于原有的令状制度趋于僵化、法律救济单一而封闭，为弥补普通法的缺陷，大法官(Chancellor)在司法实践中又发展出一套旨在推动“公平”、“正义”的衡平法体系，其中尤其以信托为典型。经过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的洗礼，议会立法权得以确立，普通法日臻完善，其影响力甚至波及英联邦以外的其他欧美国家。1875年《英国司法法》彻底废止了令状制度，传唤令状不复具有诉讼格式的意义，所以总体上看英国法的近代化不是经由实体法的改革而是凭借司法制度得以实现的。美国的情况略有不同，17世纪早期至独立战争之前，美国各殖民地的法律继受历经从“被征服地”到“与生俱来的权利”的认知转变，早期殖民地的法制状况具有多元性，个别州甚至彻底禁止援引英国判例，并一度滋生狂热的法典化浪潮。直至18世纪后期伴随联邦最高院本土判例集的编纂，普通法在美国方才实现本土化并扎根于此。自1860年美国内战起，美国的立法及司法判例之形成，逐渐修正了传统的英国普通法的形式与内容，法院也很少引述英国判决，但在相当特殊的情形下仍然会“寻根”以示出处。需要说明，“普通法”这一表述有多层含义指向：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普通法通常用以泛称英美法系法律的整体，以与大陆法系所称的“大陆法”(Civil Law)相对应；在稍狭义的意义上，普通法仅指由英格兰王室法院所创设的这部分法律，不同于成文法及衡平法。 为论述之方便考量，本文所称普通法系指英美法的泛称。（二）英美法学教育的特质英国历史早期的法学教育形态主要是指在律师公会（Inns of court）内完成的职业教育，而这与英国的法官遴选机制分不开。自14世纪开始，从律师公会培养出来的出庭律师当中选拔法官就逐渐发展成为惯例，进而形成了一条必须遵守的司法传统。具体而言，被委任为英国地方法院法官必须有不少于7年的出庭律师资历，而担任高等法院的法官必须有15年以上的出庭律师或两年以上的高等法院法官的资历。另一方面，出庭律师资格取得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必须“获准在四所律师公会(内殿律师公会、中殿律师公会、林肯律师公会、格雷律师公会)中任何一所学院入学”。这种遴选机制产生的直接效果就使得，英国法官和出庭律师实际上共属同一个职业共同体，尽管其分工有别，但都是律师公会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