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以形写神.docVIP

以形写神 宋人苏轼有一首题画诗，以鄙形贵神见知于世：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 对苏轼此诗，尤其是前四句，后人看法颇不一致，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而分歧的根源，就在于如何理解形、神二者的关系。与苏轼同时而稍后的晁说之《和苏翰林题李甲画雁》诗道:“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他显然是主张神似出于形似、形神兼重，且不赞成苏轼之说的。清人邹一桂《小山画谱》更说：“东坡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论诗则可，论画则不可。未有形不似而反得其神者。此老不能工画，故以此自文。”而元人汤垕《画鉴》所论，正与此相反：“今之人看画，多取形似，不知古人以形似为末。即如李伯时画人物，吴道子后一人而已，犹不免于形似之失。盖其妙处在笔法、气韵、神采，形似末也，东坡先生有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仆平生不惟得看画法于此诗，至于作诗之法，亦由此悟。”又有调和二家之说者。明人李贽《焚书·诗画》道：“东坡先生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升庵（杨慎）曰：‘此言画贵神，诗贵韵也。然其言偏，未是至者。’晁以道和之云：‘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其论始定。卓吾子谓：改形不成画，得意非画外。因复和之曰：画不徒写形，正要神明在；诗不在画外，正写画中态。” 苏轼之本意究竟为何，形似与神似有无矛盾，诗与画是否对形、神有不同的要求，我们这里且不去详辩，引述这桩公案只是为了说明，形神问题是中国古代艺术创作论和作品构成论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而且，形与神的关系至为密切，我们既不能舍神以论形，亦不能舍形以论神。神因形显，形以神生，以神寄形，以形写神，这是我们讨论形神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说形象 在现代汉语中，形象是一个复合词，形的问题也就是形象问题。形象虽有在物在文之别，但都统而称为形象。而在古代，形和象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各有其特定的内涵。《易传·系辞上》说：“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这就是说，象是客观物象在人的感官中的呈现，是一种知觉表象，而形则是客观存在的物象本身。形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象则带有人的主观色彩，往往因人的感觉而异。《礼记·乐记》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这里的形和象都不可对调。因为在古人看来，日月可望而不可即，山川则就在人的左右，较之天上的东西更具实在性，所以前者称之以象，后者称之以形。形实而象虚，这在先秦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后来虽不是那么严格，然论艺多言象，论物多言形，恐怕即是由此种分别而来。 《系辞传》还从另一个方面对象作了界定：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象也者，像此者也。 这是从象的产生来说明象的性质。象是圣人模仿“天下之赜”的产物，“形容”在此正指客观事物的形态。象就是像，就是对客观物象的拟取。 这又道出了形与象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形真而象假。所谓形真，是说形本身为真实的客观存在，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形是第一性的；所谓象假，是说象并不实存于客观现实中，它在本质上是人类心智的产物，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象是第二性的。换句话说，象是人对形的主观反映，它是观念形态的。唐人孔颖达注《易》道：“《易》卦者，写万物之形象，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谓卦为万物象者，法象万物，犹若乾卦之象之法象于天也”。《易》卦即是象，是由阳爻和阴爻不同形式的组合搭配而形成的种种形象，它们是圣人对万物形象的取法，所以象即是像。孔颖达还指出：“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他指出《易》象是圣人用以表明人事变化的手段，就此而言，它和诗的比喻是相通的。在孔颖达之后，不少人都注意到了《易》与诗的这个共同点。如宋代文论家陈骙说：“《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文则》）明人张蔚然说：“易象幽微，法邻比兴。”（《西园诗尘》）清人章学诚说：“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文史通义·易教》）除此之外，还有人注意到易象和艺术形象都是文饰之一种，因而以易象为文之最初起源。如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称：“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为先”。明人宋濂《文原》也说：“人文之显，始于何时？实肇于庖牺之世。庖牺仰观俯察，画奇偶以象阴阳，变而通之，生生不穷，遂成天地自然之文”。不言而喻，古人这样说的目的，主要在于借攀扯《易经》以提高诗文的地位，但不可否认，他们的确是看到了易象和诗文之象的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