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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市场屠宰检疫情况及对策 1、我国屠宰检疫情况 目前，我国畜肉食品可追溯管理水平逐步提高，但与起步较早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规标准缺失、管理体系不健全。这方面的缺失导致的结果是养殖、生产、流通、销售部门没有一个可以切实可行的参考的标准，因而造成了生产产品质量不高，管理混乱，市场效益差；二是监督执法不力。对于已经实施的政策法规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监管机构，使得执法部门执法的效率低、效果差，从而间接地影响到了产品的产业链；三是追溯计划不完善、追溯技术落后。这部分的不足导致了产品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完整，甚至不正确，相关结构部门管理水平落后，他们没有一个高效、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及时准确地了解产品信息、企业信息，给执法、监管部门提供的有效依据不足，影响了整个部门的工作质量。四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我国地域分布不均衡，地理环境信息复杂，部分研究对实际情况缺乏全面的了解，使得理论指导与实际情况不吻合，造成了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导致科研成果在实际生产中应用难度大、效果差。 尽管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1]，也制定了《食品可追溯性通用规范》、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通则》、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畜肉》等标准和规定[2]，但我国畜肉食品可追溯监管体系处于建设初期，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 2002年，动物免疫标识制度在河南省全面实行。动物免疫标识由免疫耳标、动物免疫证和免疫档案构成。动物免疫标识制度规定每只家畜左耳必须佩带免疫耳标，实行“一畜一标”，该标签内含有全球唯一的电子编码信息，作为动物的“身份证，在屠宰完成后对该标签进行回收，节约成本；为了防止动物疾病的发生，提高动物免疫力，对动物进行免疫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因此，制度规定只有具备有效免疫标识的牲畜才允许屠宰、加工和上市流通；免疫档案详细记录了肉品从养殖到加工屠宰、分割销售的全部信息，具体包括：养殖信息、免疫信息、屠宰信息、肉品检疫信息、物流配送信息及分割销售信息[3]。 2003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实施动物免疫耳标计算机管理。利用免疫耳标对牲畜进行“身份”标识，其编码由主编码和附编码构成：主编码为6位，位于耳标上排，由免疫工作所在的地级县邮政编码构成；附编码为7位，位于耳标下排。全区采用统一《动物免疫档案》，包含畜种、畜主姓名、免疫时间、免疫名称、负责人签字等内容。该档案由专门的负责人如实填写，并按时提交给乡镇兽医站，镇、县级动物防疫所通过登录访问自治区动物防疫监督所服务器，将提交上来的信息记录在免疫耳标数据库中[4]。这些体制、技术的实施，为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技术保障，本区畜产品的生产与管理逐渐走上了数字化、信息化的道路，为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005年农业部在四川、重庆、北京和上海4省市实施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动物身份标识采用二维码耳标；2007年12省市相继成为该追溯体系的试点区；自2008年开始，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在全国进行推广，并相继投入使用。系统中所有猪、牛、羊均应按规定加施电子耳标，并凭此进入流通等环节。在农业部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基础上，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部门通过监督相关行业，建立生产记录、进货及销售记录等制度，实现畜肉食品生产加工、流通、餐饮等环节的溯源管理。 自2004年以来，我国在食品安全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咎林森、郑同超等于2005年设计了国内第一个对牛肉安全生产加工全过程进行质量跟踪与追溯的信息管理系统— “牛肉安全生产全过程质量跟踪与追溯信息系统” [5]；2006年白云峰、陆昌华等对鸡肉食品安全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设计了肉鸡安全生产质量监控可追溯系统[6]；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陆昌华、谢菊芳研究制订《肉猪工厂化生产全程卫生质量控制规范》，撰写《动物及动物产品标识技术与可追溯管理》，探索建立生猪及其产品可追溯体系的技术标准架构，结合网络技术，使用VB．NET技术开发了基于C／S构架的追溯系统，构建基于SQL Sever 2000平台追的溯源系统数据库，于2006年开发了“工厂化猪肉安全生产溯源数字系统[7]；2008年，江苏大学的马从国等研制了“猪肉工厂化生产的全程监控与可溯源系统” [8]；2010年重庆大学的张可、柴毅等分析和设计了猪肉生产加工信息追溯系统[9]；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的罗清尧、熊本海等，于2011设计了“基于超高频RFID的生猪屠宰数据采集方案，这些研究丰富了我国猪肉产品可追溯系统的研究。 总而言之，以安全猪肉方面来看，我国距离“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监管还有差距，畜肉食品可追溯监管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消费对国内食品市场不放心，同时国内食品出口也屡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