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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原则 罗伯特·阿莱克斯为协辩理性的规则，或者按他自己的说法，理性讨论的规则，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构想。我们可以发现他提出的这些规则可以看做是协辩理性的约定定义。但因为所有对协辩理性的证明都必须基于对这些规则的承认，这些规则的必要性必须首先得到证明。在阿莱克斯看来，证明的方法有四种：技术的，经验主义的，定义的，普遍语用学的（一般语用学的）。我们效法阿莱克斯采用最后一种证明方法。这个方法相当于是证明这些规则是理性交流之所以可能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这个论证试图表明遵守这些规则是一个人成为一个协辩团体的成员的最低要求。如果一个人不接受这些规则，任何协辩讨论都将变得不可能。 当哈贝马斯在他的文章《商谈伦理：哲学论辩纲要札记》（Discourse Ethics: Notes on a Program of Philosophical Justification）中谈到协辩伦理学的哲学辩护问题时，他提出了被他称为“普遍化原则”的最为重要的一条辩论原则。哈贝马斯只突出一条原则并不意味着他与列出一系列规则清单的阿莱克斯有严重的分歧。因为普遍语用学对这些规则的辩护只是为了表明这些原则对于理性的交流是必要的，而非充分的，我们并不需要列出所有规则。只要能完成我们的计划，我们就有理由满足了。所以，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只讨论那些能使我们的研究计划付诸实践的原则。 当然，基本的形式逻辑规则是协辩参与者们必须遵守的，否则任何陈述都可以被相反的陈述所消解，交流因而变得毫无意义。但更重要的事，除了形式逻辑外，我们将考察下面的四条原则是如何成为协辩讨论的基础的：1）论证责任原则；2）普遍化原则；3）二难选择原则；4）施为一致性原则。 论证责任原则 这条原则表明，任何作出一个陈述的人都必须论证这个陈述是有效的。由于可能的陈述是无限多的，因此我们必须将所有武断的陈述从讨论的范围中排除出去。作出任一陈述都必须根据其他论证规则来证明。此外，在被问及时言语行为的施为性时，陈述者也需要做出辩护。这项原则是必要的，因为没有这项原则的话，辩论就缺乏继续下去的保证，即使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则也将变得毫无意义。我们有两种方法来避免形式上的自相矛盾：1）通过沉默或者不断重复同一句话来避免作出一个以上的有意义的句子，或者2）使所有句子逻辑地相容。选择第一种方法是没有任何助益的。根据论证责任原则，第一种方法也是不被允许的，任何使用第一种方法的人将被排除在协辩团体之外。 对于那些想要协辩地表述超出一个句子的人，新的句子必须与先前被每一位成员承认有效的诸陈述相一致。其次，所有相应陈述，以及陈述所必要的那些部分（如定义，解释等）都不能进一步加入新的条件。此外，任何人在被要求解释他/她的观点时都必须加以充分地回应。最后，任何人不同意另一个人的观点时都必须解释不同意的理由，以使得所有成员可以达成新的共识，这样才能保证最后可以得出一致的意见。 事实上，这项原则与莱布尼茨提出的后来为叔本华所扩充的充足理由律相似。但充足理由律是属于唯理论传统的认知理性的，它是在与我们不同的语境下论证命题的。这种论证企图运用一种我们在早先批判过的模式，即从一个假定自明的条件或者“有力的原则”或者“明确的事实”这些独立于论证过程之外的前提出发，然后通过演绎得到结论。这种论证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声称的“自明的条件”或者“有力的原则”可能不过是一个武断的假设，以至于从一开始就必须排除在论证之外。而根据我们的新原则，唯一需要论证的只有论证过程本身的一致性。在被协辩证明以前，没有什么东西是“自明的”或者“有力的”或者“明确的”。 据近来的杰出的哲学家奥斯丁介绍，这项原则不仅适用言语行为的言内行为方面，也适用于言外行为方面。阿莱克斯阐述了下面四条子规则来将这两方面的内容纳入这项原则，我们立刻就可以知道它们对一个理性论证过程的重要性。 任何希望差别对待A与B两人的人都必须为此做出证明。 任何攻击讨论对象之外的陈述或者规则的人都必须提供这样做的理由。 任何提出一个论证的人，只有在面对反驳的时候允许做出进一步的论证。 任何介绍包含他的意见、愿望或需求的判断或陈述的人，其论证与之前的陈述无关的话，这个人必须证明为什么他/她要介绍这个判断或陈述。 总而言之，我们的第一原则必须被不想做出独断陈述的协辩团体的全体成员所接纳。任何违反这条规则的人都不得参与到这个团体中，也即离开协辩团体。 普遍化原则 内在的有效性似乎是独立于个体的独特性之外的。如果有人可以貌似有理地说“这只对我有效，”那是因为这个表达可以看做是表示“只有在我的意见中，这适用于所有人。”类似“如果它适用于我但不适用于其他人，那么它只对我有效”这样的句子是自相矛盾的。因此，说规范陈述是有效陈述相当于是在说它是可普遍化的。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无法对“有效”的意思达成一致，我们便不该停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