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发掘的意义分解.doc

海昏侯墓发掘的意义 作者：王子今《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16日 14版） 海昏侯墓考古发掘现场及发掘的“铜火锅”、雁鱼灯、“蒸馏器” 新华社发 海昏侯墓出土的编钟 新华社发 海昏侯墓虽然发掘工作尚未完成，但已出土的珍贵文物品级之高已经令人们震惊，相关发现或可为我们考察当时历史开启一扇新的视窗。 江西海昏侯墓的发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也形成了社会影响。有评价以为其价值已经超过了马王堆汉墓。这可能是从出土文物数量和部分文物品质得出的判断。其实，发现文物数量从来不是考古工作判定古代遗存价值的主要标准。不过，发掘工作尚在进行，特别是已经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简牍，经清理、保护后进入释读研究程序，我们期待会有惊人的发现。如果简牍资料内容充实，保存良好，或许可以获得信息量超过以往各处秦汉墓葬出土随葬文书的新的丰收。现在已经基本确定，墓主身份与海昏侯家族有关，很可能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因刘贺曾经卷入上层政治斗争，有短暂践帝位的经历，相关发现或可为我们考察当时历史开启一扇新的视窗。海昏侯封国南昌，考古收获也有益于深化区域文化研究。该墓的保护与发掘实践，将为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的进步提供可贵的经验和多方面的积极启示。 1.刘贺际遇：霍光时代政治史的写真 汉武帝晚年曾有被班固称作“仁圣之所悔”的政策转变，即所谓“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深陈既往之悔”。史称《轮台诏》者，明确表态“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诏文内容显然并非仅仅限于对西域局部地方军事规划的调整，而具有全面转换政策导向的意义。《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载录此诏文之后，言“由是不复出军”，随即写道：“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一个“明”字，告知我们“富民”二字是指义明朗的政治信号。《新序·善谋下》曾写道：“孝武皇帝后悔之”，下诏拒绝桑弘羊轮台军屯建议，以为“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闻”，宣布“当今之务，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于是“封丞相号曰‘富民侯’，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可见，《轮台诏》所宣示的政策转变，很早就为史家和政论家所认识。司马光说，汉武帝具有的政治才智和政治表现，包括“晩而改过，顾托得人”，使得汉王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后元二年”）。此“顾托得人”，主要肯定的是霍光的作用。汉武帝晚年“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的政策原则，在霍光执政时代得到了切实推行。 霍光在汉武帝身边服务20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武帝临终，“受遗诏辅少主”。汉昭帝即位时年仅8岁，政事全由霍光主宰。霍光虽“政自己出”，但“资性端正”，沉静稳重，据说言行“不失尺寸”。他多次支持汉昭帝下诏削减国家的财政支出，减免田租和赋税，对于贫民开放禁苑加以救济，并赈种子贷和口粮。昭帝时代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进步，霍光起到了积极作用。汉昭帝执政13年去世，由于没有后嗣，执政集团面临确定帝位继承人的问题。霍光否定群臣所议广陵王刘胥，借“承皇太后诏”的名义，迎昌邑王刘贺入长安。刘贺“既至，即位，行淫乱”，霍光召集群臣相议未央宫：“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朝会中使用“昌邑王”称谓，实际已经不承认刘贺“帝”的身份。霍光的决定得到了“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的强力支持，议者都表示“唯大将军令”。霍光安排拘捕刘贺从昌邑带来的“故群臣从官”，在武士执兵器陈列殿下的情况下，宣布刘贺罪责，以其“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确定“当废”。“皇太后诏曰：‘可。’”刘贺就车，“涕泣而去”。严格说来，霍光是以政变的方式变更了最高执政者的人选的。事后“昌邑群臣”被诛杀200余人。丞相张敞等向皇太后的报告中说：“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仍称刘贺为“陛下”。而皇太后斥责之辞，言“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已经明指为“人臣子”。刘贺被指控的罪行主要在于生活和娱乐方面，如“鼓吹歌舞”“弄彘斗虎”“湛沔于酒”“敖戏”“淫乱”等（《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并不涉及执政倾向。《汉书》卷二六《天文志》则说他被废的缘由是“行淫辟”。有人说，刘贺在当皇帝的27天里据说做了1127件荒唐失礼的事情。此说应当依据《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的记载。这句话原本意思是，刘贺在位27天，频繁派遣使者以皇帝名义向朝廷各部门调发物资或要求服务，共计1127起。《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献帝纪》载卢植的说法，也可见“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过千余”。其实刘贺的“罪过”，具体说来，应当不仅仅是“千一百二十七事”，而主要的问题，是“行淫乱”“行淫辟”。 随后霍光等选定即位的是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曾经因巫蛊之祸在襁褓中即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