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颜色革命及其应对之策.docVIP

西方颜色革命及其应对之策 从严格意义上说,“颜色革命”并不是非常严谨的学术概念,它更多地具有表征作用,只是提供了一个得以观察现实情况的简单模式。“颜色革命”的称谓是由于在爆发的一系列“革命”中,都有一个明显的颜色为标志而来的。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被西方国家命名的“颜色革命”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而是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并与20世纪苏联东欧剧变时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一脉相承,其特点都对派通过“民主革命”的方式“和平更迭政权”。 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前苏东地区里所谓“颜色革命”层出不穷：塞尔维亚的10月5日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以及最近摩尔多瓦的推特革命。在这样一系列新政治形态中，各色青年政治组织和运动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运动策略甚至直接影响了整个“颜色革命”的走向，“颜色革命”也由此时常和青年政治联系在一起。“颜色革命”中青年运动的共同特征是：非暴力——基本上没有诉诸大规模的暴力手段；相似的政治诉求——要求自由、公正的选举、媒体开放，大学（教育）的非政治化；类似的时机——几乎都在全国大选后以有争议的选举结果为运动组织的聚焦点；类似的运动模式——非暴力游行、街头表演、城市街巷内的涂鸦、摇滚音乐；类似的定性策略——选择某一种颜色或是某一个具体的事物作为运动的象征。这些共性部分反映了新时期公民政治运动的共性：强调政治运动在现在这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对于“表现性”的高度重视，也将青年政治运动推到了社会运动的前台。当然，如此突出的共性也让人不能排除这些组织受益于一套共同的组织资源的可能性，比如来自美国的财政支援和组织培训。90年代初,这些国家爆发“民主化”浪潮的目标主要是摆脱苏联、取得主权国家地位的“民族革命”,独立后的国家政权基本上以原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为主。但是,90年代剧变毕竟在这些国家内部打开了很大的缺口,使反对派得以合法地存在并源源不断地得到外部的援助,一旦内部政治经济结构出现新的裂痕,就可能发生政权更替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说,独联体内部的“颜色革命”并不是一场新的制度性的根本变革,而只是一次具有深刻外部背景、比较激烈的内部政治力量更替。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仍然潜伏着发生“颜色革命”的危机因素,只是尚存时间问题。根据某些西方政治分析家的观点,这次“颜色革命”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第四次民主革命浪潮。所谓前三次“民主浪潮”是指18_19世纪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0世纪中叶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民主改造”和亚洲、拉美独裁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东欧剧变。这次“颜色革命”是否属于“第四次”呢?本人认为,这种判断言之尚早。在总体上,“颜色革命”仍然是90年代苏东剧变的延续,但是又不同于苏东剧变。从地缘政治和全球政治角度来看,这是大国力量角逐、小国内部解构和跨国网络渗透交互作用的一次世界政治版图重画。然而,与90年代“民主化”显著不同的是,这次浪潮的范围已经超越前苏东地区而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这就是“颜色革命”中的“伊斯兰革命”所谓“伊斯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确定的“政权更替”方针的体现,其核心部分就是对伊拉克的“民主改造计划”但是,伊拉克的“民主改造”与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不同在于,这是一场战争带来的结果,是通过外力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其稳定性和代表性远未得到足够的承认。但是,伊拉克发生的政治制度颠覆,确实引起中东地区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黎巴嫩的政治动乱引发叙利亚撤军,埃及、沙特内部的改革派势力上升,甚至伊朗也出现内部变革的呼声。由此可见,伊拉克战争后萨达姆政权倒台所产生的地震效应正在显现出来。把“颜色革命”看作“第四次民主化浪潮”,可能过于学理甚至学究了。至少到目前为止,它在发生国内部主要表现为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争夺,在地缘政治和全球政治中表现为美国的战略力量推进。把它冠之以“第四次民主化浪潮”,多少有些增加其历史的“正当性或必然性”之嫌。大国竞争、具体说俄美竞争无疑是“颜色革命”的背景之一。但与以往冷战时期的苏美竞争有所不同,这场竞争的制胜手段不是坦克和飞机的数量,而是“软国力”和“软力量”。在这在场竞争中,美国占有明显的上风,处于战略进攻的态势,俄罗斯穷于应付,步步后退。这种态势从根本上说不是由于俄罗斯的无所作为,也不是因为俄罗斯策略上的失误,而是因为俄罗斯不仅在“硬”国力上，而且在“软”力量上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全面下风。在政治文化上,俄罗斯提不出任何可以与美国和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相抗衡的概念,在经济模式上,俄罗斯不是值得仿效的样板,俄罗斯的生活方式也不令人羡慕,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人缺乏吸引力。在独联体国家的年轻人中,亲俄感情已经日渐式微,而亲美和亲西方的情绪却不断涌涨。这一切都使俄罗斯在与美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