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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评析 作者：颜 禾 发布时间：2007-6-26 已经阅读553次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应付急剧变化的形势，在教育方面先后制订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以及《各级教育设施之目标及施教对象》等法令，确定了抗战时期的教育政策和实施方案，明确规定了发展教育的方针和要点。其中指出：“对于各级学校各科教材，应彻底加以整理，使之成为一贯之体系，而应抗战与建国之需要，尤其应尽先编辑中小学公民、国文、史地等教科书及各地乡土教材，以坚定爱国爱乡之观念。“对于中小学教学科目，应加以整理，毋使过于繁重，致损及学生身心健康。”可见，抗战的新形势，要求中小学教育作出调整，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催生了1941年的中学国文课标。 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是在社会对语文教育高度关切下产生的。20世纪30年代，社会上开始讨论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问题。1934年底，叶圣陶主持编写的《中学生》杂志于第49期开始组织文章讨论这一问题。孟起认为，按照现在一般的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办法教下去，确然非把学生教得国文程度低落不可。这是因为现行的国文教学是“狭的笼”，他说：“一学期就作20星期算吧，左右不过教了40篇，40篇大文章，就使学生读得滚瓜烂熟，会有多少好处?说到作文，就使学生因教师督促甚严每周作，一学期下来，至多作了20篇文章。给学生这样几次的练习写作机会，能希望他们的成绩突飞猛进吗?”何况笼内的滋养物又是十分贫乏的，这主要是由于选材标准不明确，教师讲解的态度不当而造成的。1939年，高校毕业生的考试成绩发榜，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沈士远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考生“国文之技术恶劣，思路不清”。于是舆论哗然，讨论重又掀起。正因为社会舆论对学生国文程度的评价是一片“低落”，使得教育部于1940年将1936年公布的“修订中学课程标准”重新进行修正，并公布施行。其后，于1941年通令中等学校“改进国文教学方法”。将原来每两周作文一次的规定，改定为每周作文一次，每学期作文不得少于16次，希望用增加写作量来提高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这个问题，也引起蒋介石的关注，以致亲自出马过问。1941年9月，他手令教育部通饬各校：“现在中学国文程度低落，应令各中学校长切实注意，并设法提高；以后凡大学招生，如有国文不及格者，不准录取为要。”由于舆论重视，上下一致地关切如何提高中学生国文程度，这就必然要求对国文教学起着指导作用的课标进行必要的改革。于是，1941年的中学国文课标应运而生了。 当时，中学国文教学积淀的种种问题令人关注和焦虑。其问题，阮真在历述30余年中学国文教学的状况后，指出有以下几个方面：历来国文教师没有满意的人才；历来国文教学没有很好的成绩；旧国文教师不能应付时代思潮的剧变；新国文教师于教学上没有一致的中心思想；国文教材教法没有公共的轨道，遂致主张分歧，教学紊乱。“中学国文教学紊乱不定，各教师只顾各用其长，各献其技，各自迎合学生的意思，各自教各人所选的文章，教材无所准则，教法无所依据，国文教学没有一致的中心思想，国文教师也就愈加难做了。”这里所谓“教学上一致的中心思想”，即指学科宗旨、教学目的、教学进程标准、选材原则、教材排列及编配方法、课程在教学上的需要位置、功效以及教法上应注意的要点等等。国文教学存在的种种问题呼唤着国文教学改革，呼唤着一个面目一新的课标的出现。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上。 在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出台之前，1929年8月教育部曾颁布了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这是20世纪前期第一个具有教育法规性质的课程标准。此后，教育部于1932年、1936年和1940年分别进行国文课标的改订或修订。不过，都是在学制不变的情况下，在原先基础上略加增删，没有根本性的变动。可见，1929年中学国文课标已经比较成熟，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如果说它是语文课标建设史上的一座高峰的话，那么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的编制，则试图在此基础上不落窠臼，有所突破，有所改进。 一、调整 将1929年中学国文课标的一项内容内调整到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的另一项内容中。如1929年高中国文课标教材大纲一项的“专书精读”内容，在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中调整到实施方法概要的“教材标准”中。指出：“专书精读应依学生之程度及兴趣，选定若干种(如论语、孟子、礼记、左传、国策、国语、史记、汉书等)，指定全班或分组或个别阅读，每学期至少须读一部，以增长学生作文看书之能力。”又如，1929年初中国文课标中的“书法练习”原在“作业要项”和“教材大纲”内，1941年中学国文课标则将其调整到“教材大纲”的附注中，要求“书法指导于第一学年研究时间内作批评指导，练习均在课外行之，并定为假期作业之一项。”在实施方法概要的“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