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忠文化之源.doc

中国忠文化之源——太原古交 王继祖 公元2006年，古交狐氏文化研究会，编辑了一套小丛书，共5辑，10万余字。专述狐爷山与狐突。书名依次为《狐爷山——中国忠文化发祥地》《狐突后裔遍华夏》《狐突是古交人》《狐氏文化拾萃》和《狐爷山景区开发纪略》。这些小册子，流溢着作者对家乡的挚爱，对家乡文化的执著追求。尤其是打头的那一辑，非常大胆地提出一个很大的命题：狐爷山是中国忠文化的发祥地！这个题，撞击了我的眼球，引起了我的思忖：果真是这样吗？带着这个疑问，我迫不及待地将此书一口气读完，然后又复读一遍，掩卷而思。是书论点鲜明，但所引之史料，所论之论据，所述之内容，都难以支撑其结论：狐爷山是中国忠文化发祥地。此后的几年中，每当触及太原春秋时代的史料，每当翻阅先秦史籍，这个命题，便蓦然于脑际，挥之不去。待一直忙在手头的《太原历史文献——辑本》和《龙城三章》先后付梓、出版，聊作调整后，便投入中国忠文化资料的收集中，开始思考和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忠文化，发轫于什么时代？究竟与太原有无关系？关系深否？其源头是否确在太原之古交？ 以我管见，探寻中国忠文化之源流，更具体地说，寻究忠文化是否源于太原古交，似需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弄清中国忠文化滥觞的时代和地域。二是弄清忠意识、忠文化之间嬗变的拐点。三是进一步了解狐突其人和确定狐氏地望。四是论清中国忠文化发轫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五是解决好上述四个方面与太原古交的确凿关系。把这些问题和关系搞清了，中国忠文化的发祥之地自然脱颖而出。 古文献中关于忠的记载和揭示的问题研究过往史事，去疑解惑，寻求本真，最有力的证据，当然是史存实物，包括世存的或出土的。如果两者均无，留下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文本研究”，即从现存的古文献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研究分析，寻找答案。忠文化属精神文明范畴，很难寻到史存实物为证，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文本研究一条出路。 前几年，不少专家、学者，对忠文化产生于何时，作过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忠文化在夏商周三代已经产生。他们找了很多依据，而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尚书》关于忠和忠文化的记载。为使人信服，他们把《尚书正义》（见《十三经注疏》）中，有关忠的文字段落，悉数录出，配以洋洋洒洒的论述，诉说己论的正确。此不揣繁赘，分列于下，供分析研究。 1.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辱亡。 2.居上克明，居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 3.敢有辱圣言、逆忠道、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 4.焚炙忠良，刳别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 5.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 6.惟乃祖乃文、世笃忠贤，服劳王家，厥有成绩。 7.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大小之臣，咸怀忠良。 《尚书》是儒家经典中的至尊，而《尚书正义》又是《尚书》诸版本中，最权威者。上录7句，句句有忠字，句句出《尚书》，可谓字镌句铸，虽与夏代无涉，却都是商初周始忠文化之显证。如是，中国之忠文化，发轫于三代，当毋庸置疑了。然而，当我们索检章句之出处，依句找出各句之篇目，准备核读原文时，发现它们出自的《商书·仲虺之诰》《商书·伊川》（有两条）、《周书·泰誓上》《周书·蔡仲之命》《周书·君乐》《周书·冏命》等6个篇章，全是伪《古文尚书》25篇所属。所谓伪《古文尚书》，早在清初康熙间，已被时人誉为“汉学第一人”的阎若璩考实，乃是魏晋间好事之徒所冒作，欺世盗名千余载。如此定谳之伪作，岂能鱼目混珠，引以为证！出于慎重，我们又拜读《今文尚书》28篇，试图从中找出载有忠字和忠文化的句段。结果大失所望，竟无一处、无一句。据此，似可确认，《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之二的《尚书正义》，除伪作之外，无忠所载。以此而论，中国忠文化之滥觞，当与《尚书》无涉。所谓忠文化之发轫于三代之说，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左传》和《国语》是研究春秋史事的重要文献，为此，我们又采取通读之方式，在《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3月版）、《国语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4月版）中查询关于忠和忠文化的记载。读录过半，情况急转直上，录出不少事关忠和忠文化的句段，忠文化之发轫时代、地域，端倪初现。恰在此时，又得到一个绝好信息，有学者在研读《左传》《国语》时，对两书所载之忠，进行过统计：《左传》中“有忠70见”，其中属晋国内容者居多，“达21见”；《国语》中“有忠50见”，出自《晋语》所载者最多，“达28见”。并两书之统计：70+50，共120处，其中晋国所占：21+28，达49处。春秋之诸侯国，小者不计，仅按“十二诸侯计年表”，另加宗主国东周，共13国，而只是1／13的晋国便占比率达41%。端的是独占鳌头。所得史料和所获信息，向我们提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文化，包括初始的忠意识，最晚在春秋早期，已经在黄河、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