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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在争论中发展 俗语曰：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鼓不敲是不响的，这是比喻；有理不争辩是不明白的，这是说话人要强调的。 很久以来，已经没有见过人们为了真理、为了科学而如此忘我投入了。人们常说“熙熙皆为名来，攘攘皆为利去”，在如今这个满眼金钱的世界，能极力捍卫自己对于真理和科学的信仰，这件事情本身就表明我们并不是唯利是图的。 2008年1月28日《科技日报》报道，在一位科学家的论文讨论会上，多位院士齐声呼吁，在科学上要有挑战传统理论的勇气，要提倡学术争论，没有争论的学术发展就没有生命力。在如今的学术圈子里，我们看到的多是一团和气，却很少听到像样的争鸣。诚如周光召先生所言：“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但凡敢跟导师、权威或者领导叫板的人，大都会闹一双免费的“小鞋”穿穿。所以，明哲保身的人往往会闭嘴。 中国的学者要有科学争论的勇气，我们的社会也要有善纳争论的胸怀。一种观点、理论或者一项决议遭到公开的争论并不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相反是促进科学进步、决策合理、社会和谐的突破口。拒绝争论的人，大约是深谙“理越辩越明”的道理，害怕一旦争论开了，他的论点就要被敲碎了。 无论人们在形式上赋予“争论”多么不同的表述,但从本质上讲,“争论是科学知识集合生产的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关于概念、方法、解释和应用的分歧,是科学的真正生命线和科学发展中的最重要的创造因素之一。”所以,争论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活动过程的自然的产物,它在各种不同的科学概念、方法、解释和应用之间,创造了一种内在的必要张力,从而保持了科学进步的动力学机制。 科学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过去认为是科学的，现在可能认为不是科学了；科学有一个辨正的看法，此时此地是科学的，彼时彼地就不科学了。应该允许试错。或许，99次的试错、99次的谬误后，才能产生一个真理。英国一所大学里有一个教授专门研究“鬼学”（有关人死后灵魂的学说），逢人就说自己的“学问”如何如何，而竟然也有人选修他的课。没有人说他的学问不科学而把他清除出“学术队伍”，也没有人问他要科研成果、三大检索或经济效益，他还是安安稳稳的退休了。西方社会在人文、科学上的辉煌，固然有很多原因，但能有如此宽松的环境，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脑力劳动不同于体力劳动。对于体力劳动，比如搬砖头，100个人肯定比一个人搬得快，有一个人偷懒或走歪路，其整体效率肯定会降一分；而对于脑力劳动，却不是这样的。99个人自以为正确但实际上错了，可是第100个人对了、“科学”了，其效果和100个人同时正确是一样的。换句话说，100个爱因斯坦同时发现相对论，和一个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对于整个人类的效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问题的关键不是如何去甄别那99个错误者、笨蛋、疯子或骗子——尽管这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如何才能让那第100个“科学”理论出现。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也。中国多得是那99个唯圣贤是从、唯圣上是从、唯权威是从的人，却独独缺那第100个“科学”，这一缺，就缺了两千年。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只有做好心理准备去忍受可能多达99个的错误、笨蛋、疯子或骗子，才有可能等到那第100个“科学”。为了爱情，可以“千年等一回”，“等你最爱”。等不及千年，至少也要多认识几个异性、多谈几个对象吧？谁能保证第一个就是“最可爱的人”？ 一些在别人眼里的“疯子”，或许就是天才呢。当阿基米德光着身子从浴池里跑出来大喊：“尤里卡！尤里卡！（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时，在外人眼中，难道不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吗？ 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由于认识观上的差异和新的发现，曾经发生过多次理论的大论战，历史上发生过理论重大论战的有：近距作用与超距作用；热动说与热质说；光的微粒说与热动说；关于运动量度；围绕伽伐尼电流；关于原子是否存在；关于阴极射线本性；围绕电子的一场论；皮克林谱系；波尔与爱因斯坦关于量子力学完备性；围绕定比定律；关于原子论；有机化学中一元论与二元论；关于地球形状；关于地球年龄；水成论与火成论；灾变论与均变论；大陆漂移与固定；宇宙岛之争；关于太阳系起源；“摩尔根学派”与“米丘林学派”；关于获得性遗传；围绕冷核聚变；新灾变论带来的争论；地外是否存在生命；电脑能否取代人脑…… 在伽利略和牛顿发现惯性定理以前，亚里士多德的“没有力就没有运动”的说法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被认为是“科学”的；在没有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时候，牛顿体系和以太理论被认为是认识宇宙的“科学”；在没有现代西医、尤其是巴门尼德发现细菌以前，放血疗法也被认为是“科学”。“蛙腿论战”是科学发展史上意义重大的一次论战,它推动了电化学、电学、电磁学等科学的发展和生物电的发现及电池的发明。探究性学习超越传统的单一学科学习的框架,有利于促进学生身心和谐统一地发展。 历史上论战最惨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