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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与天书 皆源于生活 　　“纵观徐冰的所有作品，许多是关乎语言和人类自身――这两者密切相缠。他领引观众通过与未知状况的对抗来了解自身本性。譬如，观众即便再仔细地观看美术馆展场中徐冰的文书，也都只能对这些永远无法读懂的文字摇头兴叹。观众被驱使着去重新思考书面文字的价值和可靠性。” 　　――全球知名策展人布里塔?埃瑞克松（Britta Erickson） 　　人物介绍 　　徐冰，1987年获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1990年接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邀请，作为荣誉艺术家移居美国；曾在美国华盛顿沙可乐国家美术馆、纽约新美术馆、布朗士美术馆、西班牙米罗基金会美术馆、捷克国家博物馆等重要艺术机构举办个人艺术展；曾被邀请参加英国、法国、日本、芬兰、意大利、德国等国的重要联展；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MACARTHURAWARD）。 　　年初，艺术家徐冰的大型装置作品《凤凰》结束了在纽约圣约翰大教堂（Cathedral Church of St. John the Divine）的展出之后，即参与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回溯“凤凰”的创作，时间要倒退到2008年，那一年徐冰刚刚回国出任中央美院副院长，作为他回国后的第一件作品，《凤凰》曾引起很长一段时间的热议。当时，一座商业大厦正在高楼林立的北京CBD拔地而起，出资方兴致盎然地想要为大楼增添一些艺术气息，于是找到徐冰来做一件作品。彼时旅居美国十多年的徐冰，被“财富中心”的工地现场震惊了――“我惊讶的是，这么现代化的大厦，竟是由工作和生活条件这样差的一群民工，用这么原始的方式盖起来的。”由此，徐冰想做一件“不曾有过”的作品，因为中国的当下正处在人类文明史上“不曾有过”的语境之中。 　　营造令人错愕的奇观感与陌生感，是《凤凰》这件作品在诞生之初最直观的特征，它足以吸引大众的目光，用最原始与直观的形式感嵌入了晦涩的当代艺术语言，敏感地触击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神经，并通过作品的传达，与之发生了无形的对话。而此前，《凤凰》是世博会中国馆唯一展出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 　　对此徐冰说：“我还是比较相信艺术的灵感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时代的现场，所以我其实不太把艺术风格当回事。2014年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我的回顾展上，当把我的主要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个艺术家所有的作品手法都不尽相同，但作品与作品之间却可以构成互相注释的链条，作品自己形成了一个自圆其说的系统。风格这个事并不重要，风格意味着一种成熟的语言，那成熟的语言一定是不足够表述眼下你所感受到的新的内容的。你想要说的话是之前没有人说过的，在过去的词库里没有现成的风格供你挑选，所以你必须要找到一种新的词汇来说。于是现在的艺术家都在建立风格，建立自己的视觉图式，因为这样才能够让人记住。今天，世界之大，变化之快，一个艺术家努力地工作，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种视觉符号再破坏掉，人们就更不知道你在哪儿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包括中外一些大艺术家都是一辈子在重复一个符号，好像是一辈子就画了一张画，就像反复使用的商业标签，好被艺术史归类为‘抽象艺术家’或‘写实艺术家’等等。我受不了一辈子就画‘一张画’。比如说我的各式各样的作品，从艺术史的脉络中、从对风格分析的艺术史的经验中，或者从旧有知识中都不易被定位，这恰恰是我想要的。在《凤凰》一开始，我就很清楚，这件作品的手法与标准的当代艺术不同，却更像民间艺术的手法，也跟《天书》、《地书》的手法完全不同。” 　　我不知道什么是当代艺术 　　北大燕园是少年徐冰的整个世界。 　　徐冰的父亲在北大历史系任教，北大的后园是圆明园的一部分，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周末时常带着少年时代的徐冰去那一带钓鱼。那个时候，徐冰还意识不到父亲身边的朋友们都是当时的文化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等到成年，徐冰自己开始跟艺术、文化有关系之后才发现当年的这些叔叔阿姨都是各个领域非常重要的学者。“父亲给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化和知识的环境，是一个小时候意识不到的文化和知识的环境。我小时候是一个身体特别不好的孩子，经常去医院，医院恰好就在妈妈办公室旁边，我看完病之后就去她们的办公室待着，妈妈挺忙，经常就给我锁在书库里了，我看着这些书，当时读不懂，但是却对这些书的装帧、开本、纸张和样式产生了兴趣。到我能读书的时候，又到了文革，又没什么书可读了，这种和书籍的错位的关系，和文字、和阅读的错位关系影响了我后来对文化、对知识、对书本、对文字的认识，包括对我后来在思维上的影响。” 　　1987年，徐冰开始创作《天书》，以表达他对现存文字的遗憾。当时他默默地创造了4000多个无人能懂的假汉字，并用宋代的活字印刷术将这些字正经八百地印成线装书和长卷，以源源不绝的错误文字包围观众。在这样一个看似中国文化殿堂般的空间中，观众在被这些媲美典籍的《天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