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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定位 论文 关键字：经济 全球化 国际 分工 定位 中国 中的 条件下 　【内容提要】比较优势原则仍然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进行国际分工定位的原则。加入wto之后，中国现实的选择是力争成为国际性的现代制造业中心。中国具备成为现代制造中心的比较优势，制造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处在要素驱动转向投资、创新驱动阶段，“入世”与经济全球化为制造业的升级提供了巨大机遇。短中期内，中国不具备成为研发中心和服务中心的基础和条件，研发活动与服务业的发展应围绕提升制造能力而展开，以避免盲目性。 【摘 要 题】对外开放与中国 【关 键 词】比较优势/制造业/研发业/服务业 加入wto之后，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理性定位，应该是取代上个世纪中后期日本的地位，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的生产制造中心。这一结论的主要论据有三：其一，目前及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在全球竞争体系中最具优势的竞争要素仍然是劳动力，包括高素质劳动力和简单劳动力；其二，研究与开发优势的形成，不仅有赖于知识存量和知识增量，有赖于超常规模的资本投入，而且必须以强大的制造能力为基础；其三，服务业尤其是面向生产、管理与资本运营的服务业，必须有其服务对象即制造业，同时服务业的高度化也必须有先进的技术硬件作支撑。 一、理论分析：比较优势仍是全球化下国际分工的基础与原则  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由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协作体系正在形成，它主要由三个环节组成：生产制造、研究开发、管理运营。把中国定位于现代制造业中心，就是将经济资源重点配置在新兴产业和经过现代技术改造过的传统产业的生产制造环节，同时对其他两个环节也有所注重的国际分工定位和产业竞争战略。在全球化生产体系的三个环节中，研究开发环节居于关键地位，管理运营环节能获取较多的国际分工利益，生产制造环节则处于较低的层次。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将中国定位于生产制造环节呢？  以比较优势作为国际分工的基础和原则，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首先提出的。20世纪30年代的h—o理论进一步巩固了比较优势学说的经典理论地位，但二战后的国际贸易实践对比较优势学说似乎形成了挑战。围绕着对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二战后国际分工贸易理论的发展大致循着两条脉络：一是继承比较成本学说，根据实践的变化修正和发展比较成本学说，如新要素理论、动态周期理论等，循着这一方向形成的研究成果扩大了比较优势的内涵，指出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特征，但仍然坚持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的基础与原则；二是从全新的角度去研究贸易产生的基础及国际分工所应依据的原则，如产业内贸易理论、公司内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等。  产业内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可以成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因而寻求产品的差异性并以差异产品为基础进行规模扩张，是进行分工、获取贸易利益的有效途径。表面上看，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结论与比较优势学说的主张似乎是不一致的，但确定差异产品的过程本身就是比较优势、劣势的过程，扩张规模以降低成本的过程就是创造比较优势的过程。产业内贸易理论所研究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水平分工发展到产品间分工、零部件分工和工艺工序分工阶段的条件下，各国如何进行分工并获取贸易利益的问题，其所依据的分工原则仍然是比较优势。公司内贸易理论分析了跨国公司进行公司内贸易的动机、利益和格局，显然公司内贸易是与国际直接投资紧密联系的，而跨国公司在决定是以投资还是出口的方式进入外国市场时，比较优势、劣势的分析始终是其基本的分析方法。由此不难看出，跨国投资即要素的全球化流动与配置，是国际分工的一种新形式，其所依据的原则仍然是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简而言之，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政府通过鼓励特定产业产品的出口或限制其进口来达到改善经济绩效的政策体系。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比较优势分工原则的确形成了挑战，因为这一政策蕴含着这样一个理论逻辑和政策导向：某国某一产业即使处于比较劣势或没有比较优势，通过政府干预仍可实现国际分工并取得贸易利益。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依赖于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其成效也令人存疑。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指出的，虽然我们不能证明此类政策毫无用处，但是我们可以证明它们并不总能发挥作用。换言之，逆比较优势而进行国际分工，如果取得成功的话，也是一个特例，并不能成为各国进行国际分工定位所应遵循的普遍的原则。  著名国际竞争战略学家m.e.波特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竞争优势理论，实现了战后国际分工贸易理论两大发展脉络的融合，实现了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继承与超越。波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根本点在于主导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而主导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又取决于资源要素、需求因素、支柱产业及产业配套状况等多个层面的因素。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