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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往事 1947届 段季远（段承祐） 1995年12月2日下午，附中45—50届部分校友在附中会议室就纪念“一二·一”运动50周年暨西南联大成立47周年举行座谈，到会校友大部分都已入座，忽然听到有人刚走进会议室便高声喊道：“哪位是段承佑?”我站起来一看，原来是闻立雕 闻一多先生的次子，现名韦英、中宣部离休干部 。他看到我便热情地喊道：“我的二哥呵！”我们紧紧地拥抱了，全场都感到惊异。我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有位热心的同学替我们拍了照 附图 。我再仔细端详，虽然近五十年没有见过面，彼此都老了，但年轻时的模样还依稀存在。使我更为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神态更像他的父亲。他现在的年龄比他父亲遇难时还大二十岁。在我的心目中，，他还是少年时代的闻老二，比起他爸爸来，依然显得稚嫩。我自己也觉得似乎又回到了童年。 我为什么会成为他的“二哥”呢?1941年我考入联大附中时，立雕和我是同班同学，立鹤 闻老大 比我们高一级。他们家为逃避日机轰炸，疏散到昆明东北郊司家营村的一座小庙里，我们家疏散在麦地村桂氏宗祠里，相距半华里，鸡犬之声相闻。住在麦地村的还有汤一介 联大教授汤用彤先生长子 ，住在司家营的还有游宝谟 联大教授游国恩先生长子 ，都是同班同学。我们五人在学校中相处得很好。司家营和麦地村距城15里，星期六下午一同回家，星期天下午又一同回校。假期里在一起温习功课，看课外书籍，讨论心得，一起玩耍，到盘龙江、金汁河里游泳，到森林里或岩洞中去“探险”，攀登海拔三千多米高的莲花峰。那时我们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诚实勇敢，天真无邪，情投意合，各有抱负，形同手足，于是便结为兄弟。只是君子一言，没有起盟发誓。按出生年月排列，立鹤是老大、我行二、一介行三、立雕行四、宝谟老五。解放后，出于对党的忠诚，都主动向组织作了坦白交代，也曾经过严肃认真的政治审查。所以五十年后相逢，又喊一声“我的二哥呵”，更显得意味深长! 平时，我们五人常常到各家串门，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随便。各家的家长和他们的弟妹们，对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对各家的情况也很了然。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寇攻占了缅甸、越南，滇西的腾冲、龙陵相继沦陷，原来的大后方将要变为前线。政要权贵与奸商勾结，大发国难财，不管人民死活，屯积居奇，醉生梦死，广大人民群众和公教人员则饱尝物价上涨之苦，饥寒交迫，难以为生。上述几位教授、都是中年学者、国家栋梁，但也难逃劫难，连自己的妻儿都难养活! 有几桩小事鲜为人知，却令人终身难忘。 一天下午，我在汤一介家温习功课，汤伯母对汤先生讲：“孩子们要开学了，学杂费和伙食费还没有着落哩，你别整天埋在书堆里，要想想办法呀”!汤先生很乐观，温和地安慰汤伯母：“你不用着急；明天就进城去借，我怎么会把孩子们读书的事忘掉呢?你放心吧！”说完又埋头去看他的书。 朱自清先生当时也住在司家营小庙里的小楼上。他身体虚弱，据说每天都要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每天清晨他都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布长衫到村后金汁河畔沿着河堤散步。面对初升的太阳和潺潺的流水，呼吸新鲜空气，与我们一道以锻炼身体来代替当日的早餐。他也是一位多子女的爸爸。 闻一多先生家更加困难，他一人的收入要养活八口人。从北方带来的能值钱的东西几乎都卖光了，由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甚至减少到“一稀一干”。闻伯母唯恐孩子们住校，伙食差，影响健康，家中再困难，每个礼拜都要炒点豆豉、大头菜或是装点卤腐作为“私菜”，让孩子们带回学校。她说：“有点咸菜至少可以把饭吃饱、不饿肚子”。闻先生本人，除在联大任教外，还到昆中兼课，对外刻图章。实在忙不过来，立鹤也帮着刻一些简单的印章，由先生加以斧正润色，然后亲自刻上“一多治印”的字样。求印者多是慕名而来，也有的是附庸风雅。刻章者实为糊口，真是历史的悲剧! 1942年附中校庆时，排演话剧《一袋米》，是写农村灾荒、无人赈济，农民挖观音土充饥的惨境。立鹤扮演剧中的老头，需要一条北方的破旧棉裤作为道具。一时借不到，正在着急，我看到闻先生就穿了一条黑色的旧棉裤，于是对立鹤说：“老大，把你爸爸的那条棉裤借来用一下不就行了吗?”他说：“不行，我爸爸只有那一条裤子，借给我们他就光屁股了，裤子破了都无法脱下来补，是用长衫遮着穿的。”后来终于借了一条裤子才没用闻先生的。 1942年日军由缅甸进攻滇西时，西线战事吃紧，当时唯一的一条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很可能被切断。蒋介石派兵增援。国民党七十一军军部就驻扎在距司家营半华里左右的龙泉镇，准备开赴滇西。一天傍晚，我到闻先生家准备和立鹤、立雕、宝谟一起复习功课，忽然一个军官模样的走进来说：“我们军长是闻先生的学生，要来拜望老师，我是军长的副官，先派我来通报一下。”闻先生听后，边摆手边说：“不见，不见！”便转身进卧室去了。不一会，军长带着两个马弁进来了，把一袋面粉、一袋白糖、两匹棉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