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对日政策下“文治”危机.docVIP

汪精卫政府1930年代对日政策下的“文治”危机 ──以汪精卫与胡适的交往为线索 中山大学历史系 肖澜 内容提要：1930年代的中国，国难愈演愈烈。1932年，第一次中日上海战争爆发，南京国民政府再度改组，汪精卫担负知识界要求“文治”的期望，出任行政院长；蒋中正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政策。世称第二次“汪蒋合作”。文章分阶段梳理这段时期内胡适与汪精卫二人对日政治思想的趋近与疏离全过程。以此为线索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汪氏“文治”政府的情况与实质。笔者通过近一步的分析认为，在三十年代的政治形势下，纯粹的、不经过一个合理转型期的“文治”道路是无法走通的，汪更非个中舵手。基于制度之维与人事之维两方面的内在困境始终无法克服，汪精卫的政治思想逐步陷入无条件、绝对化“对日妥协”的泥淖。“文治”理想在实际政治操作中的缺失，并不足以说明其本身是一个政治谬误。这种缺失导致的异化与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必然性密切相关。 关键词： 文治 汪精卫 胡适 对日政策 民族国家 19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一批汪精卫传记，如蔡德金的《汪精卫评传》闻少华的《汪精卫传》李理、夏潮的《汪精卫评传侧重于对汪氏叛国投日和汪伪政权研究日本明治大学土屋光芳的一关于汪精卫的研究成果1925年1932年汪氏的政治史汪氏以和平运动为中心的对日。三十年代是汪精卫政治生涯发生惊天逆转的十年，因此针对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颇丰。大陆青年学者谢晓鹏的《理论、权力与政策：汪精卫的政治思想研究（1925－1938）》探究了1925—1938年汪精卫的政治思想。这是汪一生中政治思想变化最剧烈、最频繁，对其一生的政治活动和中国的政局发展也影响。 一、汪氏“文治”受宠“胡派”知识分子 三十年代初，面对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知识界普遍关注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用傅斯年的话语来表达，即是“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中国现在政治没有有力而稳定的重心他一贯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是造成一种文治的势力”。 国民党内“文治”老派革命者与“武人”军功势力的政治斗争在北伐后完全浮出水面。一位笔名“劲扶”的作者在《独立评论》上曾经颇具个人感情地以“文人”难容于“武人”来定性国民党内部的团结问题。他说：“三数领袖之间未能融洽之故，论者谓在各人欲建立以自己为中心而形成党的唯一的最高势力。……因武人领袖未释防共时代之疑虑，致文人领袖无法效力于党国，于是成一‘反侧’之局。复因武人领袖涵容之程度不够，致已在效力之文人领袖无法继续效力，于是又促成另一‘反侧’之局。此类‘反侧’并非起于文人领袖的欲争最高霸权，乃由于不见容于武人领袖，不得不出此耳。”很显然，成后一‘反侧’之局者是指胡汉民，而前者即是指汪精卫。 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大巨头，当以谁为“统一政府”的中心？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目中，汪精卫的呼声甚高。1932年6月，傅斯年《独立》第4号上发表《申今日之局势恐怕已经谈不到好政府坏政府的问题了,只是有政府无政府的问题了该文所针对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明确表示支持 汪精卫幼时读书于广州学海堂，十九岁中秀才，二十岁由广东派遣日本留学，入法政学校速成科。北平文化学社1937年版的《中华民国名人传》中讲汪：“少美风仪，长于辞令，工于诗文，作事有条理，遇事肯负责任。”蒋介石依靠军事起家，其独裁作风令知识界颇难忍受，而相较之下，汪行事民主化程度更高。众所周知，在“人权”问题上，胡适与南京政府早生龃龉徐新六说对汪(精卫)之感想均甚好书生与书生气味之相投欤 三十年代初期，胡适于汪蒋的态度显然文武之别的因素汪精卫的方案精神，可以用他自己的三句话归纳：“以均权来求共治”、“以建设来求统一”、“扶植民主政治来根本推翻各省的割据局面”。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对此给予积极回应。他说：“我们觉得这个方案是值得认真的考虑与试行的。”针对多年以来，谈统一者宁可抛弃或暂缓国家化步骤，不顾中国切实存在的地域差异，也要武力求统一的弊病，胡适称赞道：“汪精卫先生这篇演说的精彩地方在于老实承认一个不一致的统一国家，把全国分作两大门类，一是‘能够统一’的直辖省分，一是‘名义上服从中央而实际不完全一致的’远道省分。” 可以看出，汪氏的计划中，最得自由主义分子之心的地方在于他实际上是承认一种联邦式的国家。联省，统一，依靠交通线实行国家化，既而扶植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推翻割据。大体来说，是符合民族危机条件下自由主义的政治构想的。统一下的自治，以民主政治推翻独裁割据。 然而在其时的知识分子当中，也并非是众口一致。不少人对汪的领袖能力以及其民主政治思想的纯粹性很抱些怀疑的态度。邱昌渭致胡适的两封信中，颇现端倪： 渭并非拥蒋者,不过以与汪论,恐蒋还算上乘也.蒋为兴登堡而另由文治者为政治领袖,此议甚善.但此种政制须先实现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