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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压小”政策的综合评估 　　我国的电力系统结构经历了从火电主导到火、水主导，进而多种电源快速发展的阶段。最近10年，在电荒缓解之后，机组容量偏小、效率偏低的问题日益暴露。200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新建燃煤电站的技术标准，要求新建火电单机容量原则上应为60万千瓦及以上，发电煤耗要控制在286克标准煤/千瓦时以下，从而开启了中国火电的“大机组”时代。在能源强度下降20%目标的压力下，从“十一五”开始，小火电关停，代之以大机组（称为“上大压小”）的政策开始推进。 　　“十一五”期间，全国累计关停小机组7700万千瓦。其中油电大约700-1000万千瓦，其余均为煤电机组。2011、2012年进一步关停350万与200万千瓦，而2013年关停也达到450万千瓦。大部分关停煤电寿命超过20年、容量低于20万千瓦，但是也有一些建成时间很短的。而新上的大型机组，主要是60万千瓦超临界与100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2006年初，单机20万千瓦及以下小火电机组容量超过2.2亿千瓦，占比为47%。而通过这些年不断地上大压小与上马大容量机组，到现在，我国电力系统60万千瓦以上的大机组，已经占据了1/3的份额。 　　在一个主要由大机组构成的系统中，单纯看大机组本身，的确具有比小机组更好的能源利用与排放绩效。但是，如果扩大到系统的角度，很显然，大机组更适合工作在基荷；负荷尖峰时刻则更适合小机组，特别是投资成本小、启停非常迅速的天然气机组。因为它的利用小时数非常低（通常一年内只有几十到几百个小时），燃料成本低到可以忽略的地步，效率高低变得无足轻重，而投资成本大小成为关键。一个合理的电力系统，对应于负荷曲线的特性，应该是大中小各种机组配合的系统。如果说从电力系统运行角度，电力系统“电源结构”很难存在最优标准，但是不同单机容量机组间的配合，以更好地契合峰荷、腰荷与基荷的特性，往往存在实用性的标准。 　　而另一方面，许多研究对过去一段时间小火电提前退役的影响进行了评估，特别是燃煤消耗与污染物排放方面的评估居多。但是，这些评估基本是静态评估，基于一个2005年假想的“效率不变”基准线。这一上大压小带来了可观的能源节约与排放减少。但是，如果从静态变为动态评估，也就是考虑机组的年龄（Vintage）结构带给整体能源与环境的影响，那么结果可能并非如此。 　　既有小机组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很可能在未来10-15年就会到期关闭，而新建大机组无疑将有很大可能性运行到设计寿命结束，比如30年以上（否则意味着再一次的提前退役）。如果10年之后新增火电就出现了政策上的限制，那么“上了大机组”的累计排放将可以预计的要高于“小火电正常到期”的假想情况。这种累计排放的增加，其实是与最初关停小火电的初衷相矛盾的。 　　上大压小的环境产出 　　中电联（2011）的报告测算，“十一五”期间，电力化石能源排放减少17.4亿吨（相比2005年效率基准线），其中小火电关停是一个主导的因素；而Price等（2011）在《能源政策》杂志的文章计算表明，2006-2008年，通过小火电关停，节省了7500万吨标准煤（相比2005年效率）。但这些研究，都是静态的测量。 　　如果我们考虑到整个煤炭装机的年龄结构，如此大规模的小火电关停与大机组替代（8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总装机量），动态的结果可能与静态完全不同。 　　基于年龄结构与30年设计寿命进行测算，在未来，如果一直没有新建煤电机组的限制政策，那么提前退役小火电将取得长期的减排结果。相比小火电到寿命自然退役的情况，提前关停小火电提高了2005-2012年的总体煤电效率0-0.7%。2005-2050年累计，关停小火电使得累计CO2排放减少0.1亿吨以上。 　　但是，如果在2020年，煤电行业出现了政策限制。那么，自然退役与提前退役的情况就可能反过来。最为激进的，就是2020年后不再新建燃煤电站。自然退役条件下，大量的小机组在2020年左右将退役，从而在总的电源结构中，煤电的比例将出现大幅度下降。而提前退役情况下，由于2006-2013年巨量的煤电大机组的建设，这部分机组到30年后，也就是大约2030-2040年间，才有大量的电厂到期退役，排放将持续30年。2005-2050年累计，其CO2排放将比正常退役情况多出5.3亿吨。如果没有局部污染物排放体系的升级，本地污染物的累计排放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一测算并没有考虑加装CCS的可能性，因为这很可能会从经济上让煤炭进一步丧失竞争力。 　　那么，2020年后不再新建燃煤电站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不是一个预测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从国际比较来看，美国已经推出了2030年电力行业相对2005年减排30%的行政命令，煤炭发电不加装CCS很难有它的位置，加装了CCS在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