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艺术品市场谁在掌握其定价大权.docVIP

投资艺术品市场谁在掌握其定价大权2006年11月21日，刘小东因为《三峡新移民》在“北京保利秋拍”以2200万元成交，成为目前身价最高的中国当代画家。并且因此，刘小东还在雅昌艺术网发起的“2006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中，获得了“年度艺术事件”和“年度艺术人物”两项大奖。然而，刘小东对2200万的天价本身却极为不解，宣称该画“根本不值那么多钱”，甚至由此认为，最近中国绘画拍卖市场的疯狂发展“有些畸形”。 　　由于刘小东的“不解”，引发了更多人的巨大困惑：《三峡新移民》到底应该值多少钱？如果不是画家，是谁掌控着艺术品的定价大权？ “固有价值”——以物为本的艺术品定价缺陷剖析 关于艺术品价格的构成因素，已经有很多概括。但在长期占收藏界主流地位的“固有价值论”者看来，艺术品价格的核心，是其自身的固有价值。然而，以这种“以物为本”的“客观价值”定价原则解释当前的市场实践，会出现诸多困难。 　　其一，一些人认为决定艺术品价格的主要因素是“生产、保管、传承艺术品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集合”，甚至牵强地把“生养、培训创作者的劳动”和“创作者养育子女的劳动”都列入其中，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片面理解。这里，且不论述以揭示“生产基础的改变将改变上层建筑，其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为目的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能否完全适合所有的价格现象。仅就其自身而言，也并没有将劳动作为衡量价值的绝对依据。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交换价值”（即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其中“使用价值”是商品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价值”是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的体力与脑力的耗费”；“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基础，而“价值”又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并且还认为，“交换价值”不是物的自然属性，而是体现着供求关系。 　　作为特殊商品，艺术品较一般商品的一般流通规律要复杂得多。艺术品的使用价值，除受到题材、材质、创作年代、制作工艺等物质因素影响外，还与购藏者的个人喜好相关，所以，艺术品价格受收藏时尚、供求关系等方面的制约十分明显。强调“劳动价值论”在艺术品市场运作和收藏中的指导作用，意在使购藏者“心中有杆秤”，免受虚假广告、舆论炒作的蛊惑，以“有利于艺术品市场的理性发展”，但实际上，却可能使“艺术价值”评估离市场价格愈来愈远。经常有一些学识丰富的艺术研究和鉴赏专家，对艺术品价格的评估却不如市场“行家”，甚至与市场价格相去甚远，原因未必全部是“走眼”或者成心作弊，而是其长于研究艺术品“物”的本身，短于研究市场中人的因素。因此，即便可以“从国家到地方建立起权威鉴定机构，并制定出统一的鉴定标准”，但对于消除市场价格的“混乱”局面也注定难以完全奏效。作为市场，更重要的是探讨为什么同一件艺术品“可能”出现不同价格的事实，而不是对其“应该”值多少钱的臆测。 其二，“客观价值论”勉强可以解释艺术品的收藏性购买，而对投资性购买则基本失效。对于收藏者而言，艺术品自身所具有的客观属性，是衡量其价格的主要依据。但是，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投资者占购藏者相当大的比重，绝对以收藏为目的者甚至微乎其微。在艺术品投资者那里，艺术品的“使用价值”并非仅具有可观赏性，其更注重投资与回报的比率。艺术品市场价格的起伏和趋势，往往决定于某些投资人或者投资群体对其未来价格的预期。用马健论及的“更大笨蛋理论”描述投资者的购藏心理更有说服力：投资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准确判断究竟有没有比自己更大的笨蛋出现。艺术品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建立在对其他购买者心理的预期之上，他并不选择自己喜欢的，而是选择最可能被大多数人关注和欣赏、会被以更高价格从手中买走的艺术品——即使它实际上可能被评论家断定为一文不值。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必对当前某些拍卖场上“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艺术家作品，以不低的价钱统统成交”觉得匪夷所思了。 　　在通常的私人投资之外，来自企业的艺术价值判断也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因为企业积极致力于艺术购藏的目的，除为增加利润外，更在于“提升企业形象、锻造企业文化、提升企业品牌，最终形成令人艳羡的企业文化资产”。所以，其主观定价不仅跟某个社会阶层的主流审美趣味有关，更与媒体的主导方向关系甚密。 　　其三，艺术品“固有价值”与市场价格的背离，在转型后的中国艺术体系中尤显突出。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大批画家伴随着其优秀作品的推出，荣耀地成为艺术社会的主角。但80年代中后期，在艺术批评家和理论家引领的艺术运动时尚中，画家们不自觉地退居到理性框架之下。至90年代初期的艺术市场萌芽后，许多画家为讨好市场而调整创作，沦落到更加次要的边缘位置。在角色转换过程中，艺术价值的评价主体也发生了质变。与80年代艺术批评家拥有至上权力不同，1992年“首届广州双年展”上学术与市场的直接冲突，表明学术的权力中心地位已经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