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华生：蚺城约保与社会控制体系.doc

蚺城约保与社会控制体系 在明中叶以后的地方行政体制中，乡约与保甲组织居于核心地位。婺源的乡约始创于明嘉靖年间，至明隆庆年间发展为乡约保甲组织，此后一直延续至清朝末年，成为地方官和士绅控制地方社会的主要工具。本文以《蚺城约议集要》（以下简称《集要》）为中心史料，对清代（主要是后期）蚺城约保的历史背景、组织建构、主要职能和基本性质等方面作较为全面的分析，考察蚺城约保在地域社会控制体系中的重要意义，揭示中国传统社会官府和士绅实现社会控制的机制和过程。 一 乡约保甲组织的演变 作为一种基层行政组织，约保在婺源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但“约保”一词的出现和乡约、保甲的推行并不同步，而且在使用过程中，该词的含义也逐渐发生了的变化。在明代，“约保”一语仅仅是乡约和保甲二者的合称，而到了清代，该词则专门用来指代乡约保甲一体化后的行政组织。这一演变的背景是明清基层公共管理模式的变迁。 1、乡约、保甲的推行 到目前为止，笔者所接触到的最早的婺源乡约的记录在《双杉王氏宗谱》，其主要内容为： （王）裕，号好问斋。少孤孝母，县举约正。汇集《好问斋稿》，《蕽家捷径》。生成化丙戌九月初五，卒嘉靖癸巳四月初八。…… 如果这则材料反映的情况属实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在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之前，婺源就存在官府推行的乡约。这可能性有多大呢？ 查阅《婺源县志》卷十三、十四《官师》，在王裕在世的六十七年间，即成化二年丙戌到嘉靖十二年癸巳（1466－1533），婺源前后共有十八任知县。在这些知县的小传中没有任何与乡约有关的记录，同期的其他地方官如教谕、县丞、典史亦然。而且，除上引资料外，笔者在其他地方也没有看到有关这一时期的婺源乡约的任何记录。 在使用家谱材料时，研究者往往都特别小心。笔者也怀疑引文中“县举约正”是溢美之词，可信度不高。但是，据陈柯云、卞利等学者的研究，早在嘉靖五年(1526)，应天巡抚陈凤梧便在礼部要求全国举行乡约的背景下，行文南直各地，倡导建立乡约里社。徽州各地率先响应，祁门还专门为此而向全县颁布告示，此后如歙县出现了后世非常有名“岩镇乡约”（成立于嘉靖二十三年）。这期间婺源的情况如何呢？按常理推论，在上级官员的积极提倡下，婺源官绅应该不可能置之不理。可是，因资料的关系，具体情形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根据上述学者的相关研究，这期间歙县、祈门举行乡约还局限于民间范围内，官府还只是扮演倡导者的角色。如此看来，上述材料中如果是确有其事的话，那么也仅仅说明在嘉靖十二年（1533）之前婺源可能曾经存在过民间举行的乡约。而且，由于传主的“约正”之位是“县举”的，因此该乡约很可能是官府大力提倡的结果。当然，这些仅仅是推论，实际情况姑且存疑。 据《婺源县志·官师》记载，婺源乡约、保甲的推行始于明代中后期，但二者并不同步。官府首先推行的是乡约。早在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1560—1565）期间，知县张槚就“举行乡约，每月季会于紫阳书院，一时风动，几有无讼之化”。不过，张槚举行的乡约持续时间不长，因为在隆庆五年至万历四年（1571－1576）之间，另一位知县吴琯又重复了他的行为。在当时寇乱频仍、社会动荡加剧的形势下，吴琯“设保甲，置乡约。遍访善恶，得其实。躬行村落中，弗率者系于约所，同众面诘，置之法不少贷，四境肃然”。 显然，张槚和吴琯都致力于推行乡约，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却有所不同。张槚只是把乡约作为一种教化手段，通过在县城举行乡约而给全县以示范作用，而吴琯注意到乡约、保甲二者的互补性，并将二者作为基层行政组织在全县范围内推行，并且深入到了乡村社会。这就是说，如果把张槚和吴琯二人的乡约实践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的话，那么在嘉靖三十九年（1565）至万历四年（1577）期间，婺源的官办乡约经历了由示范型的教化手段到强制型的基层行政组织的嬗变过程。 这和当时婺源社会环境的变化是相吻合的。 明代中后期，整个王朝的总体形势给人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徽州在嘉靖末至隆庆间，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徽州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逐渐尖锐。作为徽州府所属六县之一的婺源自然不是例外，而且，由于几次寇乱造成社会动荡，婺源的社会危机较其他几县更为严重。据县志记载，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五年（1560—1566）之间，规模比较大的寇乱有三次： 世宗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山寇发，造木城于西浒。 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十二月二十四日，衢处金华矿贼百余人突由寅坑、小港涉溪入许村等处，杀死捕快陈赦等。 世宗嘉靖四十五年丙寅，以山寇窃发，改广德兵备道分司于衢州备寇。正月，贼发自开化。巡按王御使遣新安卫指挥王应桢、百户何子实来御。官军败绩于古坑，王指挥、何百户死之。清军同知张子瑫领卫军至，贼由香坑渡河，焚北门突入，指挥翟凤翔亦死焉。贼恣焚掠，县治为墟。居一日，乃出梅林、店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