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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二义性：民歌及其话语的社会诗性 文化二义性：民歌及其话语的社会诗性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歌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走出了农村，山民走出了大山，牧民走出了草原。在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下，他们脱下了传统服装，穿上了现代西装。他们不再在乡村里的歌会上高声歌唱，而是热衷流行音乐和卡拉OK……现代娱乐方式的不断翻新，导致传统民歌的传承方式正在发生变异；旅游业的不断开发，使某些传统民歌逐渐失去其固有的民俗根基；而长期以来的“汉族文化中心论”、以升学为唯一目的的教育体系，使某些传统民歌资源地的村寨青年人缺乏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随着老艺人相继去世，传统民歌后继乏人，呈现出“断根式”的苍白局面。凡此种种，都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冲击和严峻挑战。全球化进程引起世界范围的忧虑，引起人们对“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关注，具有族群特征的音乐形式几乎已成为“全球文化”的同义语，被看作特定历史处于特殊地位的符号和标志。 　　在政府看来，民族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标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理念和核心灵魂，中国传统民歌具有重要本土文化价值。2005年11月，“蒙古族长调艺术”和“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已把对民歌、民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升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在提倡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扶持力度的今天，从三届“南北民歌擂台赛”的举办到2006年8月第12届“青歌赛”设立“原生态”唱法，一时间“原生态”民歌火爆电视荧屏，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风景。电视集声音、画面、文字于一体的“多媒体”特征，加上其口传文化无法比拟的传播效率，使人类继文字印刷和广播时代之后，重新获得生动直观的全面交流与认知的可能。因此，在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播方面，电视媒体具有最充分的适应性，具有潜力无穷的工具价值。作为强势媒体，电视对传播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传统民歌纳入电视视野，增加了电视的传播力，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电视文艺资源；另一方面，电视的介入为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与延续起到了良好的宣传、示范作用，同时也对民歌为代表的民族民间文化进行加工和改造。而民歌一经电视传播，势必经过某种程度的改造，是舞台展示化程序的结果，有模式化倾向、成为文化工业产品、失去原生性和传承性之嫌，这是个文化悖论。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文化水平逐步提高，使得传统民歌的创作方式可能消失。但是，消失的只是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和集体加工这样一种创作方式，而在这种方式下产生的传统民歌本身，以其模糊多变的二义性而成为可供民间和国家利用的重要资源。 　　二、我国少数民族民歌的诗性特征 　　就我国某些少数民族本身而言，民歌是由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所勾画的一种独立的音乐文化。许多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大量的传统文化内容主要是通过民歌形式得以传递。据僳僳族歌手介绍，凡是能用话说出来的，都能唱成歌。至于民歌在他们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两则谚语说得十分形象： 　　阿昌族的“阿昌生来犟，不哭就要唱”，傈僳族的“盐巴不吃不行；歌不唱不得”。由此可见，在这些民族里，民歌在人们生活中，几乎已到了“民歌即文化，文化即民歌”的地步。在蒙古语里duu有“声音”的意思，也有“歌”的意思：duu gargakh意为“发声”，duu ugEi意为“不出声”，duu duulna意为“唱歌”。 　　从民歌自身的传播功能看，不同形式的歌曲承担不同的叙述功能，与生产、生活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例如，叙事歌具有传载、叙述历史、传说、神话、生产劳动知识等功能，音乐符号具有不依赖周围环境独立再现社会内容的传播功能，语义清晰、自足。而一些打歌、果谐、堆谐、木卡姆歌舞曲则有抒表、自抒、自叙、自唱、自娱的传播效果，不求他人解释，音乐符号多语义、歧义和模糊性。 　　中国少数民族民歌既有民族文化属性，又存在民间文化属性；在一般的艺术学层面，也同样存在民族文化属性和民间文化属性。“民间文化是相对于官文化、文人文化、商文化等而言的亚文化系统，属于社会中最基本的文化系统，属于乡土文化、乡村文化的范畴”。[1 ]4民歌内在的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二重性对立统一的关系，常常被许多人忽视，它不仅揭示出民歌的族群性，更暗示了中国传统民歌与乡土社会那种千丝万缕、浑然一体的密切关系。它同时还具备音乐的表现性和文学的再现性的特点。 　　三、民歌表达的二义性 　　赫兹菲尔德认为，民间常常把国家看作是异己力量，有人逃税，有人行贿，有人做伪证，并把这些犯罪看成是“合理报复”。从乡民的立场出发，这些劣迹却是让国家本身更具人性、更值得保卫的重要缘由。它的正式面孔不过是防范姿态，并非实际上得到保护的东西。人们不为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