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城乡二元社会结构.docVIP

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社会结构最早是由荷兰经济学家博克在观察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国内存在着两个在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等方面完全不同质的相互独立运行的社会子系统。 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 内容提要：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是逐步强化的。从根源上说，是重工业优先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基数巨大且增长迅速的人口因素，制约了城市就业机会的创造和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中国之所以长期有效地把农民堵在城门外，捆在土地上，则是因为实行了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包括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日益叠加的城市福利保障制度、严格的统购统销制度、超强行政控制的人民公社制度。这种二元治理模式从多方面支撑了高积累、高投资、高速度推进工业化的计划。却付出了昂贵的历史代价，遗留下了许多结构性矛盾。 关键词：户籍制度，二元社会，历史成因，制度安排，历史影响。 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理论界和舆论界对于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同时，把解决目前的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出路聚焦在加快城镇化上，而加快城镇化的突破口放在改革户籍制度上。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有些把问题简单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是诸多经济的社会的因素作用的结果，是保障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假如不能全面地了解这些历史因由，就难以找到解构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途径。 中国是怎样把农民堵在城门外，捆在土地上？ 主要有三项基本制度：一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户籍制度以“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把人口划分成两部分。农民要想进城，不仅要改变居住地，而且要变更户口种类，即从农业户口变成非农业户口。这种变更的机会微乎其微。除了考取国家正规大中专院校、少数应征入伍战士提拔干部、少数农村非脱产干部转为脱产干部，以及国家因非凡建设工程需要招收少量职工以外，原则上不能转成非农业户口，从而也就没有权利进城定居就业。市民一般只与市民结婚，从法律上说，城乡居民可以通婚，而实际生活中却少见。假如城乡男女青年通婚，女方是农民则不能进入城市定居，其所生子女也只能在其母亲定居的农村申“农业户口”，不能在其父亲定居的城市申“非农业户口”。男方是农民，则更不可能迁居城市。市民与市民婚配的子女，可以继续保持市民的身份，农民与农民婚配的子女，也继续保持农民身份。军队中来自“农业户口”的战士，复员后只能回乡继续当农民，来自“非农业户口”的战士复员后则回城市由国家安排就业。因此这种社会身份还具有世袭性和继续性。 依着于户籍制度之上的，是城市居民独享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既然国家垄断了经济和社会资源，它就必须承担由垄断带来的社会后果，保证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非凡是城市社会的稳定。为此，国家对城市居民实行了十余项保障福利制度。市民从生到死基本上由国家保障起来，尽管保障水平很低。除了保障就业以外，还包括住宅、粮油、副食品、燃料供给、教育、医疗、保险、劳动保护、婚姻、征兵等制度。国家为市民提供低价定量的粮油供给，为此国家每年拿出100多亿元资金补贴；提供副食品价格现金补贴和凭票证供给低价副食品；投资建设并提供低房租住房；职工享受就业培训、劳动保护和退休保险；市民基本上享受公费医疗，享受国家提供的交通、教育、体育、娱乐、休闲等公共品的低价消费。低水平的保障制度加上相对平均的分配政策，确实保证了城市社会的安定，却使财政补贴日益增多，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国家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它将占人口80%的农村人口排除在这些福利保障制度之外。国家既无力将保障福利制度延伸到农村，也无力让大批农村人口进城分享市民的福利保障。无论是维持市民的既得利益，保持城市稳定；还是减轻政府的负担，保障工业化建设，都有进一步限制农民进城的要求。二元社会结构造成了自我强化的机制。城市居民这种社会保障制度，事实上是一种单位保障制。所有城镇正式就业者，都隶属于某个“单位”。“单位”之外稀有生存空间。中国特定的单位制度也成为农民在城市立足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二是统购统销制度。 为了解决优先发展重工业与落后农业的矛盾，保障工业化建设和市场稳定，自1953年实行粮油棉等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制度是以城乡分割为前提的。统购统销具有双重职能：一是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为工业化提取积累，一是保障城镇人口的粮油供给。要承担这两种职能，都必须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以缓解计划供给的压力。中国的户籍治理制度一开始就是与粮食供给关系紧密挂钩的。统购统销不仅以城乡分割为前提，它的实行又有效地限制了农村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国家通过国营商业和农村供销合作社两大系统把握了90%以上的剩余农产品，基本控制了全部商品化粮油。国家对城镇居民实行成品粮油定量供给的制度，每户拥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