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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猪安天下 　　自古以来，畜牧业就和种植业平分秋色，被作为社会安定的重要衡量标志。 　　近些年，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们的消费结构出现了新变化：植物蛋白的消费逐步下降，而动物蛋白的消费则日趋增长。 　　畜牧业产值在大农业中所占的比例节节攀升。其中我国生猪饲养量占全球一半以上，排名世界第一。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畜牧业收入已经占到农民收入的40%左右。 　　但挑战也随之到来，畜牧业污染破坏着生态环境。与此同时，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让消费者心有余悸。 　　一方面，消费者对畜产品供应的品种和质量不断提出更高的、新的要求；另一方面，畜牧业发展迷雾重重，新的问题不断出现。 　　中国畜牧业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决定行业生死存亡的重大命题，而问题的答案已经预设。这就是，既要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又要保证农民增收，同时更要变废为宝，消除污染，为美丽乡村建设加分。 　　从散养到规模养殖、生态养殖，再到新型畜牧体系建设，浙江总是最先遇到挑战，又最先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 　　治水倒逼促转型 　　改革开放30多年，浙江“三农”发展始终领先全国。而在一系列“率先”的背后，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调适。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浙江演进，随着农民身份的转变，延续了上千年的散养模式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一时间，全省畜牧业养殖数量急剧下降，保障供应压力陡增。 　　畜牧业发展的出路在于“规模”。2000年和2002年，浙江审时度势，先后两次召开全省会议，推动规模养殖。经过努力，规模化水平迅速提升，其中生猪和家禽的规模养殖水平分别达到了82%和91%，在全国高居首位。 　　但新的矛盾随之而来：这就是人们生活条件改善后，对生态环保提出了新的要求。 　　畜牧业发展的关键从“规模”演变成了“生态”。2008年，浙江专门召开会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农牧结合、资源循环的生态养殖模式。 　　正是这两次产业发展重要关口的正确决策，保证了浙江畜牧业的持续发展。目前浙江猪肉产品的自给率仍保持在80%。 　　但畜牧业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大起大落的市场行情、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不断警示着浙江。如果在产业链构建上没有作为，今后的发展，势必越来越被动。 　　浙江决定启动新型畜牧产业体系构建工程，以应对不测。 　　从2010年开始，用5年时间，组建200家大型畜牧专业合作社。将饲料、养殖、屠宰、加工、有机肥生产等主体，通过重组整合，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同享的共同体，彻底根治畜牧业发展中的顽疾。 　　至今，浙江已经培育了100多家新型畜牧联合体。 　　从散养到规模养、生态养，再到新型畜牧体系建设，回顾浙江畜牧业发展的轨迹，因为地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快，浙江畜牧业的发展也最先面临种种挑战。但浙江在每一个转折关头，总能化解一个又一个矛盾，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成为全国畜牧业发展的标杆，为大家提供着借鉴与启示。 　　2013年初春，“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把浙江畜牧业推入风口浪尖。问题何在？症结何在？浙江畜牧业如何前行，再一次面临生死抉择。浙江省委、省政府、省人大接连召开常委会，专题讨论畜牧业出路问题。 　　转型一直是浙江畜牧业发展的主题。围绕着生态养殖，光是三轮“811”环境治理，浙江就投入了巨额资金，力度不可谓不大，收效也不可谓不明显。“黄浦江死猪事件”只能证明，老百姓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畜牧业只有进一步加快转型，跟上时代发展的节拍，才能找到立足之地，免遭重创。 　　浙江人没有解释，没有推诿，更没有躲避。而是“危中求机”，将压力变为动力，拉开了“五水共治”的大幕。该省省委书记夏宝龙利用任何一个机会，阐述“治水倒逼产业转型”的理论。 　　农业厅厅长史济锡告诉记者，浙江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五水共治”，农业部门首先要做好排头兵，抓好水环境治理。通过治水，倒逼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完成“生态农业、美丽田园”的涅?之旅。 　　在史济锡看来，农业水环境治理，尤以畜牧业为重中之重。首先畜牧业遇到的挑战是空前的、史无前例的；其次畜牧业在大农业中所占的份额举足轻重；最后浙江畜牧业一直引领着全国，盛名之下，必须相符。 　　从这个角度看，畜牧业转型升级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浙江农业的命运，也决定着“五水共治”的成败。 　　在生态文明已然来临的新阶段，浙江有何良策，如何应对？ 　　畜牧业关系到保供给、保安全、保增收，在大农业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畜牧业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优化布局，推行区域大循环 　　浙江要不要拥有自己的畜牧业？这个问题和浙江要不要自己种粮一样，有人异想天开，认为浙江应该出台禁养政策，以保护生态环境，所需猪肉全部通过外调加以解决；也有人提出，应该改变消费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