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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传播中的民事法益保护 摘 要 科技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运用科技化手段传播过程中，一些新的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不断出现，对其保护应跳出传统的权利体系框架，作为民事法益加以调整。本文探讨了科技传播中的几种民事法益类型，希望通过类型化的分析比较，离开权利保护的传统视角，对科技传播中的一些新问题提供些许解决思路。 关键词 科技传播;民事法益;虚拟物;营业权;知识产权;商品化权 中图分类号 D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5-0213-02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科技传播在科学研究、技术运用、人际交往、文明演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科技传播是指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时空的扩散而在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1]在这个过程中，大数据、云计算等最新科技被运用于传播领域，传统的单线程、点对点传播方式得以改进，发散式、全时化的传播特征延伸了传播领域，一些新的利益随之产生。而在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实体权利体系受法律规定比较固定，权利体系的实然运行状态必然不可能朝着立法者既定的框架轨道进行，科技传播中产生了新生利益保护与现有法律条文不契合的问题，民事法益研究应运而生。 民事法益是在价值上应受民法保护，在法保护层次上处于实体权利之外的利益，大陆法系成文法相对僵化封闭的权利体系已不足以应对科技传播的新问题。有的权利内涵限缩，例如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流行音乐多以磁带、唱片为载体，版权的保护还能控制在较少的成本之内，法律不需要提供过多援助。而在电子化时代，新的艺术作品被各种媒体迅速传播，知识产权的全球化趋势迅猛而来，如果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知识产权侵权就会使私权本身形同虚设，但如果耗费过多的司法资源，就会增加国家的保护义务，这时只能以知识产权的限缩为出路，流行音乐创作人无偿将歌曲开放于网络供公众收听下载。 1 虚拟物法益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网络虚拟物出现在电脑游戏、即时交互软件、电子商务等领域，成为财产价值的网络载体。虚拟物的性质有物权说、债权说、知识产权说等不同观点。“物权说”认为，虚拟物其实是特定的数字信息，从外观形式上看，虚拟物所有者是对动画、图形、文字等价值载体享有权利，实际上这种权利针对的是承载价值的数字信息。虚拟财产权利是“直接支配性”权利而非“请求履行性”权利，虚拟财产并非当然属于运营商或属于用户，而是取决于权利的正当性根据，虚拟财产应当适用物权法规则。[2]“债权说”认为，从网络玩家与运营商之间因虚拟物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看，虚拟物涉及债权。这时虚拟物体现为债权的虚拟凭证，玩家通过支付对价获得虚拟物，运营商提供相应的服务。虚拟物实质上是获得了可以要求运营商提供相应服务的凭证，这是一种债权关系。“知识产权说”认为，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是美术作品，涉及著作权。例如Verant公司认为由于其享有著作权，玩家不能对虚拟物进行交易，该公司曾多次要求eBay网站将有关虚拟物转让的条目删除。 本文认为，如果引入经济学的概念，虚拟物有一定的稀缺性，大家又共同追求，应当作为一个财产来对待，虚拟物应当成为侵权法保护的法益。第一，从虚拟物的性质来看，虚拟物的产生和表现形式都不同于权利，无论将虚拟物归类为物权、债权或者知识产权，都是有缺陷的。第二，虚拟物法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物权。网络玩家对虚拟物的支配不能自由进行，必须要获得运营商的配合。在权利期限上，传统物权中的所有权也不存在存续期，而虚拟物权益在运营期满则被终止。第三，虚拟物法益不是债权。从虚拟物受侵害形式来看，多表现为第三人盗取密码、偷窃虚拟财产等方式，侵害行为人并非运营商、服务商，而是不特定的第三人。因此，潜在的法益侵害者不是特定对象，法益的主张可以针对所有人，虚拟物法益具有对世性。第四，虚拟物法益不是知识产权。虚拟物一般为游戏中特定人所占有，而知识产权中的作品、商标可以被无限复制，为不特定的数量众多的人所占有。第五，虚拟物法益受侵害已不是个案，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物权益受侵害案件层出不穷。例如，国内首例“网络财产失窃案”，2003年河北网络玩家李某的虚拟装备不翼而飞，遂将游戏运营商诉至法院，法院判令被告恢复原告丢失的虚拟装备。然而我国《物权法》没有对虚拟物的性质加以界定，只留下一个开放性条款，《物权法》第2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这为今后的立法留下了空间，随着虚拟物属性的清晰预留为物权客体，但在权利属性仍不明朗的当下，虚拟物权益仍然应当认定为一种民事法益。 2 营业权 1904年，德国帝国法院创设了“营业权”这个与财产利益相关的概念，关于其法律属性和保护范围，学界仍有较大争议。营业权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的其他权利，具有绝对权的性质。[3]德国司法上运用物权请求权来保护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