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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名词解释
北四行:近代中国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四家在北方著名的私营银行的合称,为中华民国时期北方金融集团之一。盐业银行由河南省都督张镇芳于1915年创办于天津。金城银行由周作民与军阀倪嗣冲及其幕僚王郅隆等于1917年创办中南银行由华侨商人黄奕住和上海报业资本家史量才等于1921年创办,聘胡笔江任总经理。前面的三行投资人主要是北洋军阀,其主要业务为承购北洋政府公债、库券和对政府机关放款,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了华北的金融业务。大陆银行成立于1919年,总行设在天津,后于1942年迁至上海。为了巩固和扩张实力,四家银行共组“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合办“四行储蓄会”和“四行准备库”,并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它们又依附于国民党政权。1948年,四行储蓄会和四行信托部改组为联合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四行及联合银行于1952年底与其他行庄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银行。
是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合称。三家银行都由江浙籍银行家投资创办和主持管理,并都以上海为基地,在经营上互相声援、互相支持,互兼董监,虽没有联营或集团的组织形式,但实际上收到联合经营的指臂相助的成效。民国21年(1932年)银行联合准备库未成立前,互相对开户头,使三行之间的票据,可不托其他银行、钱庄代理,而自行轧抵清算;三行中头寸有紧缺时,互相融通支援;三行相互代理收解,互通往来,并在利息上给予优惠等。在互兼董监方面,浙江兴业、上海两行中均有浙江实业银行的人担任董事;浙江实业银行的董事会中,也有上海、浙江兴业两行的人担任;浙江兴业银行的人还担任浙江实业银行的监察。
近代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行号 。18世纪60年代兴起散商贸易,随之产生外商代理行号。1840年以后,外国在华洋行日益发展,是外国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
怡和洋行是最著名的一家老牌英资洋行,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清朝时即从事与中国贸易。在1832年7月1日成立,由两名苏格兰裔英国人威廉·渣甸及詹姆士·马地臣在中国广州创办。怡和洋行早年参与对中国贸易,主要从事鸦片及茶叶的买卖。1843年上海怡和洋行成立。1872年以后怡和洋行放弃对华鸦片贸易,之后怡和的投资业务逐渐多元化,除了贸易外,还在中国大陆及香港投资兴建铁路、船坞、各式工厂、矿务;经船务、银行等各行业。洋行对香港早年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亦是首家在上海开设的欧洲公司,和首家在日本成立的外国公司。1949年后,怡和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资产及生意被收归国有。是19世纪远东最著名美资公司,1818年由商人塞缪尔·罗素创办于广州。从事广州至波士顿之间的跨国贸易。早期主要的经营项目是茶叶、生丝和鸦片,主要贸易伙伴是广州十三行富商伍秉鉴。1846年,旗昌将总部迁往上海外滩9号。1862年,旗昌洋行的金能亨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建造十六铺“金利源码头”,开通上海-汉口航线,占有长江航运80%的份额。1867年又开通上海-天津沿海航线。1862年至1877年也称旗昌时代。在19世纪中叶,旗昌商人囊括了美国驻中国主要通商口岸的领事职位,几乎包办了美国在华的外交事务。
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关于买办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1979年以来,关于买办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1979年聂宝璋发表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一书,以丰富的中外文资料为基础,用总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论述了19世纪买办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过程。1982年黄逸峰等发表了《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该书认为买办资本有5种形式,包括通过投资、附股或合营等形式与外国资本家合作的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直接其中联系并受其控制的生产企业、商业、金融业等的资本,以及官僚买办资本等,所以该书所说的“买办”范畴特别大;汪敬虞从剖析著名买办唐廷枢入手,对近代早期的买办活动及买办与民族资本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严中平于1986年撰文论述了中国买办阶级发生的特点等,在他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一书里也详尽论述了甲午战争前买办活动、买办制度及买办资本积累等;王水对近代买办也进行了较为系统详细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被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所吸收。[16]其他有关买办的论著亦有不少。
如何评价买办的活动?这是80年代以来争议较大的问题。严中平、聂宝璋、黄逸峰、姜铎都认为旧中国存在着买办资产阶级(但他们之间在划分这一阶级的范畴方面也存在着分歧),并基本上对买办活动持否定态度,例如,严中平认为买办处在投靠、勾引和支持外国资产阶级入侵中国的帮凶者的地位,在外国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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