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习俗变迁（服饰篇）.docVIP

近代中国的习俗变迁（服饰篇）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讲究“礼制”的国家，人们的服饰反映“礼制”，在古代社会，服制上体现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观念。据说，光绪皇帝因宠爱珍妃，特意用东珠为她制成一件华贵的珍珠披肩，不想此事被隆裕皇后知道了，向慈禧太后告密，险些引来一场大祸。这则小故事就涉及到清宫森严的等级制度。东珠不但精美昂贵，而且在使用中等级的界限分明。皇后、皇贵妃、妃嫔的服饰各有等级，珍珠披肩在清宫可算是奇装异服了。 传统女性服饰禁忌非常多，命妇根据丈夫或者儿子的官位品级，也穿着与男装类似的补服。嫡妻着裙，婢女着裤，界限异常分明；喜事用红，丧礼穿白，也是约定成俗的观念。这些禁忌在近代服装潮流的影响下，都逐渐被打破了。裙子在传统等级观念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穿裙子还是穿裤子，还有穿什么颜色的裙子，是区别主奴、嫡庶的关键。所谓“诗书人家，妇女一起床，便穿上裙子，直到晚上睡觉才脱掉……小姑娘，13岁就得穿裙子。妓女是不穿裙子的，这是良家妇女与娼家的区别。”清代，满汉之间文化习俗的相互影响，满汉合流，等级观念趋于淡化。清末一些时髦女性穿起了裙、衫同色的衣服，裙子的等级化观念在淡化，时装化特点在加强。清末，原本只有妓女和婢女穿裤子，但后来妓女推出以裤代裙的新行头，良家女子也开始仿效，裙、裤的禁忌也开始被打破。 中国古代对衣着角色有严格的规定，以黄、紫、红色为贵色，以绿、碧、青色为贱色，黑、白为凶色，而艳妆者被视为轻浮下贱之人。清末传教士立德夫人在杭州见到女子们“身着鲜红色的锦缎，黑发上戴着的绿玉首饰”，“各种颜色交相辉映，她们都沉醉于自己漂亮的服装，没有意识到首饰都把头发给坠下来，也不知道红绿搭配有多怪”。在西方人眼中，对这种传统的颜色的混搭配感动诧异。 在近代沿海沿江的一些商埠，由于洋装的影响，不少女子开始抛弃传统的色彩观念，追求服饰上的和谐、美观、脱俗。20世纪初，女子的服饰发展趋向简洁化的发展趋势。传统的中式女装，突出衣服的整体造型，浓丽的色彩、繁复的花纹、过分的装饰，领口、袖口、下摆都要镶边。在20世纪初的上海，这种过分强调细节的服装已经显得落伍了。民国初年，那种繁复的花样、过多的装饰开始减少。“旧时服式，素取宽博、近年效法西洋，尽改短窄”，少妇的装束在强调端庄的同时更加简洁。女装的简洁化也反映当时的世界服装潮流。如20世纪40年代上海最畅销的时常杂志《良友》上在介绍多款巴黎、纽约春夏时装展览会中的时装样式后倡导“服装问题，在实用方面求其合卫生，在观瞻方面则有审美关系。现代生活中，事事去繁就简，尤其是日常衣服，更取其轻便。” 清末，随着欧式女装突出女性曲线的审美观念流传，延续了二百多年的传统女装式样也开始发生变化。清稗类钞》载“同、光间，男女衣服务尚阔袖，袖广至一尺有余，及经光绪甲午、庚子之役，外患迭乘，朝政变更，衣饰起居，因而皆改革旧制，短袍窄袖，好为武装，新奇自喜，自是而日益加甚矣。”从19世纪末开始，兴办女学的运动随着时势的发展，逐渐形成一股潮流。女学生接受近代学校教育，稍通西礼、西语、生活情趣、审美眼光已经与传统的女性有很大的不同，她们的服饰带有鲜明的特色。清末小说家在《文明小史》中描写上海虹口女学堂学生的打扮：“一个个都是大脚皮鞋，上面前刘海，下面散腿裤，脸上都架着一副墨晶眼镜，二十多人，都是一色打扮，载整齐没有。”这种整齐划一的打扮，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校服。朴素淡雅的女学生装，就像一阵清新的文明之风，给近代的女子服饰带来新变化，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人们的审美取向。上海务本女子学校规定“鞋帽衣裤，宜朴净雅淡，棉夹衣服用元色，单服用白色或淡蓝，脂粉及贵重首饰，一律不准携带。”这样一种着装规定，可以在潜移默化之中教育学生树立贵清洁不贵装饰，尚从容和蔼不尚浮躁，谨慎端庄不苟言笑的自尊自重的意识。 朴素大方的学生装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引人关注，但近代改良旗袍的出现更能体现东方女性的魅力。旗袍原本是满洲妇女的专利，民国改元，五族共和，旗袍区分满汉的意义已经不存在，许多北方的女性开始穿起了旗袍。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旗袍的领、袖、边、长、钗开始持续花样翻新。时人认为，旗袍最符合新女性所追求的简单、坚固、雅致、宽窄适度、长短合宜这几条基本原则。20世纪30年代，旗袍开始被部分中学、大学采用为校服，于是衣长短了一寸，袖子则完全采用西式，以便着装时跑跳自如。“改良旗袍”实际上是东西方审美观念结合的产物，它打破了传统的上衫下裙的规制，领、袖、边、宽、长、钗以及面料的丰富变化可以适合大多数女性，合体的裁剪方式更能衬托她们窈窕的身材，突现女性的魅力，直到今天，旗袍仍然是世界上公认的东方女子的典型服装。 传统的中式男装可以概括为“袍套”打扮，长袍马褂，都有固定的尺寸。一般的马褂仅及脐，有对襟和右衽大褂几种，马甲就是背心、坎肩，是紧身式的无袖短上衣。光绪、宣统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