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专业化职业化与大众正义诉求的冲突中法律人的选择.docVIP

司法专业化、职业化与大众正义诉求的冲突中法律人的选择 蒋某与黄某于1963年5月登记结婚，婚后夫妻关系一直较好，并收养有一子。1990年7月，蒋某继承父母遗产而取得面积为51平方米的房屋一套。1995年因城市建设，该房屋被拆，拆迁单位将一套面积为77、2平方米的住房安置给了蒋某，并以蒋某的名义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1996年，黄某与比他小近30岁的张某相识后，二人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同居生活。2000年9月，黄某与蒋某将蒋某继承所得房产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双方约定在房屋交易中产生的税费由蒋某负担。2001年春节，黄某、蒋某将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养子。2001年初，黄某因肝癌晚期住院治疗，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总额为6万元的财产赠与张某，其中包括出售前述房屋所获款的一半即4万元，及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等。2001年4月22日，黄某因病去世。黄某的遗体火化前，张某偕同律师上前阻拦，并当着蒋某的面宣布了黄某留下的遗嘱。当日下午，张某以蒋某侵害其财产权为由诉讼至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纳溪区法院认为遗赠人黄某的遗赠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原则和精神，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应属无效行为。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于2001年10月11日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张某不服一审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于2001年11日向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在查明本案的事实后，以与一审法院同样的理由，当庭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审的终审判决。 曾经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尽管已经随着终审判决的生效而盖棺定论，但是法院的判决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在争论中更加彰显出司法专业化与大众对于正义的诉求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下，笔者深感矛盾和取舍之艰难。 对法院判决持反对意见的主要是法学学者和法律专业人士，他们认为，法院一味为了追求顺从民意，有意避开继承法关于遗赠的法律规则而适用公序良俗原则，违背了法律原则的“穷尽规则方能适用原则”的适用条件。同时法院的判决剥夺了遗赠人黄永彬处分自己财产的自由和上诉人张雪英接受遗赠的自由，与“私法自治”的法治理念是不符的。反对者认为，黄永彬与张雪英非法同居的事实，虽然应当受到道德和法律的谴责，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的合法权利依然应当受到法律平等的保护，不能因为他们非法同居的关系而剥夺他们处分财产的自由与接受遗赠的自由；同时，法院的判决不仅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而且还产生了很不好的社会效果，他们认为，遗赠人黄永彬根据法律赋予公民处分财产的权利，对自己的合法财产进行了合法的处分，并且还通过公证机关予以公证和确认，如此严谨的依法行使法律权利的行为，都不能实现自己所希望实现的法律效果，法律的确定性如何保证，让公民如何相信法律，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来实现自己所希望实现的法律效果。 但是法院的判决却赢得了群众的掌声，舆论一片叫好，在婚外非法同居有所蔓延的今天，这种行为让民众所深恶痛绝，严重的损害了一夫一妻这一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伤害了合法配偶的感情与合法权益，但是由于现行法律缺乏对这种行为的有效制裁，只能将这种行为诉诸道德的批判，但在一个似乎是“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下，这种道德的批判却显得有些乏力，此时，如果人民法院判决支持了上诉人张雪英形式上合法的权利，将是在司法-----这一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上，对这种让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行为的一个支持与鼓励，人民法院此时“顺从民意”，及时地以判决书的形式表现了司法机关对这种行为的否定,既对公民的行为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引导，更表现出法律对于社会善良风俗的尊重，这样的判决兼顾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体现了法官跳出机械适用个别法律条文，能动适用法律的智慧。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所追求的“契约自由”“私权神圣”等法律精英意识与人民群众内心朴素的正义原则出现了裂痕，法律专业人士要求司法机关的判决应当体现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而群众需要司法机关满足他们对公平正义最原始最朴素的诉求。这种裂痕在如今司法专业化、职业化的进程中体现尤为明显，诸如最近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邓玉娇故意杀人案、胡斌飙车案、梁丽丽侵占案等，无一不体现出法律专业人士所追求“法治”、“人权”等价值与民众朴素的正义诉求之间的冲突。 如某位法官在日志中写道“当法槌敲响的一刻，法律应该占据法官思维的全部。”这体现的是一个专业化、职业化法律人所追求的法治精神。但是，法律之外，我们到底应不应该考虑民意，如果考虑，应当做到怎样的平衡？这是现代我们法律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民意和法律是冲突的，因为法律是民意的集中体现，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法律具有滞后性，因为“法律从制定之日起就落后于社会了”，同时法律具有机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