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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专横的病理分析 2014-02-19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张建伟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导读：法官的专横与腐败常常结合在一起，司法之所以腐败往往因为腐败者掌握着专横的权力，但司法专横本不以腐败为条件，不受贿赂的法官也可能会在缺乏有效制约的前提下行使专横的权力。 司法官员的越轨行为可以粗略地分为两大类，一是为了金钱利益滥用手中的权力，一是为了非金钱的目的滥用手中的权力。前者通常可以归入司法腐败，后者则往往表现为司法专横。 司法腐败和司法专横是司法运作不良的各自独立的两项表现形式，不过有时它们也结合在一起，因为腐败者之所以腐败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掌握着专横的权力。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专横” 司法腐败早已如过街鼠，成为人人（包括腐败者本人）喊打的对象，但人们对司法专横却未保有应有的警惕，发现了也没能报以与对司法腐败同样敏感而强烈的反应。实际上，司法专横也同司法腐败一样容易孳生，套用阿克顿勋爵（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关于权力腐败的警语来说，那就是“权力产生专横，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专横”。不仅如此，司法专横与司法腐败一样为祸甚巨，它与后者都构成对个人权利的极大威胁。 国家是在某个特定区域内对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合法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在权力高度集中、政府对社会严密控制的国家，刑事司法权的行使者们总是秉承着对司法机关实行有效控制的最高权力者的旨意进行司法，这种司法不是根据人民主权观念向人民负责，而是充当了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的机器。它不容人们对它的功能设定的合理性有任何置疑，也不允许对严重缺乏司法独立的状态下由最高权力者对司法进行指示、命令等的正确性有任何怀疑，一旦最高权力者对案件如何裁处发出命令和作出指示，对这些命令或者指示，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不予遵行或者提出挑战，否则就可能施以刑罚处罚。这种司法——重心在刑事司法——表现为司法机关对人民的严密控制、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重重控制、最高权力者对司法机关的全面控制。这种国家整体性的司法专横存在于专制社会。 司法机关本身也可能是专横的。近代以前，专横暴戾的司法机关给人们带来的是恐惧感，法国思想家卢梭在《新波斯人信札》中描述这样的法庭：“一入大厅，便觉阴森可怖。厅中可以见到的人物，衣冠整肃，更甚于面色的庄严。”他还意味深长地评论：“法院就类乎供人践踏的废墟，可是永远令人想起，这是当时人们信奉的、古代宗教的有名庙宇。”近代以后，除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等极权恐怖时期表现出类似的压抑感和恐惧感以外，司法机关整体表现出来的专横通常表现为对任何来源的监督和制约都表现出强烈的敌意，滥用刑事司法权来达到使其他机关或者个人屈服以履行自己的职责或者维护本部门利益，上下袒护，牺牲当事人利益，明知司法不公正而进行判决或者拒不纠正，等等。这些是司法机关作为机关整体表现出来的专横。 在行使司法权力时任意妄为、专断强横的法官更具有普遍意味。司法专横的一般含义就是法官个人的专横。法官的专横与腐败常常结合在一起，司法之所以腐败往往因为腐败者掌握着专横的权力，但司法专横本不以腐败为条件，不受贿赂的法官也可能会在缺乏有效制约的前提下行使专横的权力。清代小说家刘鄂在《老残游记》一书中便痛诋清官造就的司法专横：“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睹，不知凡几矣……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也。”这里刘鄂所痛诋的清官，并非所有的清官，而只是清官中滥施刑事司法权的酷吏。官吏不受请托，不纳苞苴，是其本分，本来无足称道，但在“有官皆墨吏”的社会，清官乃稀见之物，自然值得景仰。 司法活动要符合“程序正当性” 司法专横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民众无法通过民主机制达到对司法权的掌握，在专制社会，刑事司法权的主要功能在于随时镇压来自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在现代社会，虽然一切国家权力包括司法权来自人民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刑事司法权异化于人民的现象却时常出现。人民没有正当的途径对行使司法权的行使加以监督，更不能对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施以经常性的压力防止其偏离轨道、滥用权力——这就造成由人民赋予的权力反过来成为钳制人民、维护少数执掌权力者的工具的现象。 黄永维在《法官职业素质随想》一文中描述司法专横在当代的主要表现：法官“飘飘然，‘乾纲独断’，‘以法官为准绳’。于是就有了先入为主，不能兼听，不能居中裁判，与一方斗得不可开交每有衅隙，不能自持，言行出格。傲傲然，如黄蜂，如公鸡，有损形象，有辱使命。”另外，在司法活动中“领导拍板”处断案件的做法，无论是否依托会议（包括审判委员会）的形式，往往都不离个人专断的本质，这种个人专断也是司法专横的常见形式。 现代社会，人民一般不可能在实际上共同行使司法权，而只能将其“委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