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钓鱼岛争端看中国外交政策.docVIP

【从钓鱼岛争端看中国对外政策】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中国公众对外交的期待已今非昔比，如果决策者仍抱着“宁愿不出成绩，也不能出现问题”的不作为哲学，外交失利的情况还会出现。 2012年09月29日 11:03 AM王军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近一段时间，中国一些城市掀起了一波反日浪潮。这些披着“爱国”外衣的街头抗议很快变了味，出现了打砸抢烧等暴力活动。表面上看，这些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是由于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引起，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 冷静地反思一下，中日关系最近的直转其下以及各地的暴力事件可以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此次外交挫折表明中国的对外政策出了问题，反映出我们解决领土争端思维模式的失灵。因为，如果中国事先制订出有效的对外政策，那么，不仅可遏制日本的购岛闹剧，而且国内也不会出现由此引发的抗议活动。二是，暴力事件揭示出中国国民素质存在的缺陷，我们品尝到了官方宣传机器酿制的苦果，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发作了，原本是对外的抗议到头来演变成自己人伤害自己人的又一出闹剧。可以说，无论是此次外交失利，还是打砸抢烧，大都可归结为内部政策的失败。 上述一系列事件让人们想到几十年前国共两党围绕“攘外安内”的争论。从很大程度上看，“攘外”和“安内”好比鸡与鸡蛋哪个更重要一样，难以达成共识。不过，对于这一次的反日风潮，我们可以做如此推理：街头抗议和打砸抢烧表明“内”不安，如果事先把“攘外”这件事情做到位，那么，内部能不安吗？换句话说，此次抗议活动以及随后暴力事件的导火索均源于内部政策措施的不当。 凡事可从好处努力，从坏处着想，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外交场合。从最近媒体披露的公开信息看，此次外交失利不仅反映出中国相关政策的制订者没有从好处努力的初衷，未展示出国民期待的外交努力，甚至有关部门没有预料到最坏的结果。例如，当日本政府宣布“购岛”时，中国官方的对外宣传口径竟然不一，大有手足无措之感。或许是此事涉及多个部门难以协调的缘故，但公众在第一时间没有从政府部门获得统一的权威说法，却是事实。 这不过是事后评论，事前功课做得怎样呢？事实是，钓鱼岛及其海域长期被日本人实际控制，这种实际控制如同事实婚姻一般，尽管没什么法定仪式，但当事人却能实际受益。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中国奉行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有效性。因为现实情形往往是，中国搁置了争议，外方却在开发和利用，中国未实际控制争议岛屿，就不可能有什么开发。这多少反映出中国涉外部门的长期不作为和僵化思维。最近中国设立三沙市的举动就说明了这一点，共和国建立60多年，长期未在这块中方认定的主权领土上设立行政部门，表明政府缺乏控制这块领土的意愿。是中国自身的不作为才导致目前外交的被动。 再看看日本国内的情形：无论是目前正在执政的、出手“购岛”的野田政府，还是有可能卷土重来、更加右倾的安倍晋三，都是日本民众选举上来的，他们是多数民意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在中国看来是咄咄怪事的“闹剧”，在日本却得到民众的支持。依此逻辑，除非日本的民意发生改变，否则类似的让中国不舒服的事件短期内就不大可能停止。 日本对钓鱼岛预谋已久，这次“购岛”不过是想取得“落袋为安”的效果。最近媒体也披露，日本针对中国政府的各种反应已制订出多套缜密的应对方案。这些发生在中国周边的，几乎是中国眼皮底下的举动，中国情报部门应该不会全然不知，那么是否采取了及时有效的反制措施呢？ 从学理上看，外交属于公共领域的范畴，外交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种，它应该也必须体现出社会公众的意愿和诉求。外交的使命应该是，促进本国公众了解对外政策以及提升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在一些国家，外交是一个活跃且极其重要的部门，如美国的国务院其实就是美国的外交部。在民主国家，社会公众对于外交政策能够指手画脚，外交早就不是一个高高在上，暗中操作的神秘机关，而是一个开放的与全体公民切实相关的部门。依美国政治学者卡尔波（J.Kaarbo）和瑞（J.L.Ray）在流行教科书《全球政治学》（Global Politics）第十版中的观点，一国对外政策制订的出发点应该是公众的意愿，尤其需要反映这种意愿中隐藏的“核心价值”（core values）。 外交和国防都是纳税人的钱养活的，因此，他们为纳税人服务属天经地义，毋庸置疑，而这也是公众对这些涉外领域最基本的要求。外交政策的制订者提供的应该是国民需要的，与国家整体实力相称的外交服务和产品，而国防的义务在于确保公民的安全感和不受外来侵犯的神圣感。这二者有任何一方出了问题，都会引发公众的不满。成功的对外政策至少还应该体现社会公众的集体意志，展示出维护正义等伦理要求，这里的“正义”有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道”的涵义。孟子的这句古训可以很好解释中国当前遇到的外交麻烦。 现实中我们会发现不少打着国家安全旗号，绑架纳税人意志的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