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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功利主义的扬弃 　　[摘 要]本文通过对功利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某些契合点做比较，力图分析在市场经济义利博弈状态之下，能确实做到对功利主义的扬弃，将求利与取义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动力，为努力实现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功利主义 扬弃 　　[中图分类号] D6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0-0150-03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伦理学说，尽管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英国，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有其局限性，但它并不是西方伦理学的专利，“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道德都是贯穿着某种功利主义原则的，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功利主义所包含的正确的合理的因素，也可以借鉴使用，只不过各自的功利有着不同的历史内容以及阶级内容和表达方式。 　　一、功利主义的发展 　　功利主义又为最大幸福主义，《辞海》之“功利主义”的解释为：“主张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为行为准则的伦理观点。功利主义，亦译‘功用主义’。”功利主义伦理学体系的形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是当时存在的经济状况产物，作为一种伦理学说或者伦理学流派，它根源于人们的生存欲望和趋乐避苦、趋利避害（霍布斯）的感官满足，是将功利当作道德标准，是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种观点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他认为人们追求幸福是人生的目的，国家的目的是为个人提供保障保证个人的幸福生活。功利主义集大成者杰罗米?边沁强调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number，the greatest happiness），即“最大幸福”原则，所关心的是“利益攸关的人们的最大幸福，这种幸福是人类行为（这种情况下的人类行为，特别是执行政府职权的一个或一批官员的行为）的正确适当的目标，并且是唯一适当并为人们普遍欲求的目标”。 　　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开篇阐述：“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至上的主人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具有其定夺。”快乐和痛苦是决定人们行为应该如何的标准，那些人应该做的或值得去做的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而那些人不应该去做的，或是不值得去做的是会给人带来痛苦的事情。边沁认为快乐和幸福只有量的大小而没有质的不同，比如在学校获得奖励得到的快乐和朋友聚餐得到的快乐是等价的。针对快乐的计算问题，边沁提出了他的“快乐计算法”，即苦乐价值的大小由以下七个因素决定：快乐强度大小、快乐持久性、确定性的程度、迫近性、继生性、纯度和范围，有人形象地把它比作“道德温度计”。边沁虽然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功利主义思想，但他的伦理学体系是粗糙的，对快乐论原则、最大幸福主义等都未做充分论证。因此，他的功利主义学说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和攻击。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修正并发展了边沁的学说，并把它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与边沁不同的是，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大小，而且有质的不同，“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只满足的猪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傻子要强。”某些种类的快乐内在地比其它种类快乐优越，但其依靠主观经验区别快乐的质和量是有局限性的。密尔认为凡是能够为别人的幸福而做出自我牺牲的行为，都是功利主义道德观所赞美的。可见，密尔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不仅主张追求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同时也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甚至把牺牲自己的福利而获得的高尚道德看作最高的幸福。 　　功利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大工业化和产业革命，是生产关系剧烈变动的历史时代，新生和保守两种社会力量尖锐对立，新兴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伦理学说为其提供理论知识作为其思想武器，其政治条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和自由主义精神，其文化背景是以社会公正、民主和自由秩序为理想的个人主义道德精神。功利主义“经济基础”、“政治条件”和“文化背景’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应运而生，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自由辩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改革提供思想武器，这种新的伦理关系突出了利益关系，用利益关系替代了旧的封建社会的依附关系，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性关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性关系让位于经济利益关系。 　　针对功利主义是否适合我国现状的伦理观，学术理论界有的采取批判态度，有的学者认为应该在我国占主导地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