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失去了中国文化精神新版电视剧《三国》.docVIP

一部没文化的电视剧 ——评失去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新版电视剧《三国》 这里，我想从该剧对桃园结义这一经典故事的秒杀处理来谈谈新版《三国的》没文化。 新《三国》舍弃桃园三结义，而以曹操刺董来开场，在近乎曹操“独角戏”的故事线索中，第二集中突然插入了仅有十几秒钟的刘关张桃园结拜的段落，既未交待三人相识缘由，又无明确结拜之意义，甚至连三个如此重量级角色的“亮相”特写镜头都没有。如此开场，明显是扬弃《三国演义》之忠奸分野，跳出尊刘贬曹的传统叙述格局，以曹操为中心的展开叙事，摆明了为奸雄曹操翻案的立场。 《三国志》所载当年的著名人物评论家许劭评价曹操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奸雄”，后世对曹操的评价也大抵如此。对真实历史人物的翻案或评价，自古及今也有不少，例如鲁迅、郭沫若、毛泽东等。而民间流传的曹阿瞒的形象始终是一个强势而无德的奸雄，他在戏剧中的脸谱是代表奸诈的白色。学术界对曹操功过的争论始终存在，而在民间的流传中，在戏剧舞台以及各种民间艺术表现中，曹操的形象怕是千百年也翻不案了。这是为什么呢？为何我们民间始终是尊崇刘备而贬义曹操？ 我认为《三国演义》所表达的是一种市井的、民间的政治历史观，尊刘抑曹表达的是对暴政的一种约束，对仁政的颂扬。中国传统社会的民众，对于统治者的约束手段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如果君主或统治集团不施行仁政，那么百姓就会起来推翻他，通过士大夫、民间的舆论等来把这一个道理影响到君主，让君主认识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国演义》就是这种民心民意的表达。 《三国演义》的形成，从“说三分”而“平话”而“演义”，从中经罗贯中的艺术加工，以及毛宗岗父子修订，最后达到完美而定型，它从酝酿到成书，前后经历了一千多年，是凝结了无数人艺术智慧和心血而成的一部杰作，是中国人政治、社会观的集中体现。 中国的老百姓也只有通过这种民间艺术形式来歌颂明君圣主的仁政，表达他们对君主的希冀；通过对曹操的贬义，其实是表达了对不关心民间疾苦的功利主义的排斥。 新版三国剧要完全改弦更张，为曹操树碑正名而排斥刘备的正统，实际上是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一种颠覆。这样的电视剧颂扬的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这是不符合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不符合我们国人的民意人心的。看看我们历史上名垂千古为国人景仰的圣贤，有几个是以成败而论的：孔子、屈原、诸葛亮、刘备、关羽、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我们重视的是一种精神价值，我们颂扬的是一种合乎“仁义礼智信”的人格和理念，而不是根据他事业上的成败论英雄。如果不合乎仁义道德，那么即使事业上有了成就，也依然不会被人们认可和敬仰。 国学大师钱穆提出“史心”的说法，认为史家研究历史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具有关心民族、国家命运的心情。他说治史者当以“世运兴衰”、“人物奸贤”这八个字为出发点和归宿，积久感染，自能培养出一番对民族国家之爱心，自能于民族国家当前处境知关切。钱穆先生在《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一文的评论实在精彩，不妨节录下来： “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历史上失败的英雄。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绩等诸名将，反而比较不重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他们在当时虽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 从另一方面说，卫青、霍去病、李靖、李绩诸人之成功，只表现在事业上，事业表现即代表了其人。我们可以说，卫、霍、二李，其人与其事业，价值若相等。但岳飞、史可法诸人，因为他们的事业失败了，故其事业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体性，则远超乎其事业之外。我们看卫、霍、二李，只见他们击匈奴、败突厥，觉得他们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价值，反不见有什么突出性。但我们看那些失败英雄时，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宋儒陆象山曾说：“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价值便不会出色。纵使依附于事业，也一样如此。失败英雄，因无事业可依附，而更见出色。 　　当知历史只是认识记载，人事则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后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则永远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样，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业到底由人物而演出。历史虽是人事之记载，但并非人事之堆积。事之背后有人，把事业来装点人，反把人之伟大真性减色了。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