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老舍与老舍的伦敦.docVIP

伦敦的老舍与老舍的伦敦 　　1924年9月14日，一艘来自远东的客轮慢慢驶入泰晤士河，停泊在蒂尔伯里码头。疲劳的旅客们忙于收拾行李上岸。在这些旅客中，就有时年25岁的老舍。他受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邀请，独自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将要在异国他乡进行为期5年的任教生涯。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京派”作家之一，老舍以其作品中的“京味儿”受到大众认可。老舍出生于北京，后辗转天津、上海、济南、青岛等多个城市工作、生活。抗战爆发后，老舍逃出北平沦陷区，来到重庆北碚，并曾赴美讲学。1949年以后，老舍定居北京。然而，老舍生命中的一段异国工作与生活经历，却鲜有提及。这段经历，不仅使老舍感受到一个老牌欧洲工业强国的傲慢与偏见，对老舍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置身事外”的旁观者 　　老舍是一位出生于清末民初的满族人。晚清以降，大多数满族人已经从先前的权贵阶层迅速沦落至最低生存线。许多人不得不靠沿街乞讨、捡垃圾或者充当人力车夫度日。在汉族人口占有压倒优势地位的中国，“种族革命”成为推翻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最便捷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民众往往被旨在鼓动种族革命的前八个字感染，而把更重要的民主制度建设意味的后八个字置于脑后。 　　辛亥以降，许多满人因成为“排满”口号的牺牲品而惨遭杀戮。留下来的满人，尽管做好迎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心理准备，但他们缺乏必要的谋生技能。靠一技之长残喘度日的满人发现，要克服社会普遍认为的他们不属于中华民族的意识偏见，融入到时代氛围中，只有在生活习惯方面尽量“去满族化”，淡化民族色彩。 　　老舍幼年感受到的社会对满人的歧视，一方面塑造了老舍敏感的民族心理和长期的精神压抑，使老舍在前半生坚持不在公众面前谈及自己的满族身份；另一方面，也使老舍始终关注车夫、巡警、艺人、工匠、妓女、小商贩这一类带有民族及历史特殊性的弱势群体的凄苦遭遇。 1926年，老舍在伦敦寓所。1924-1929年，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文教师。 　　老舍属于现代中国的第二代知识分子。这代人目睹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政治革命以及社会与思想文化层面的启蒙。彼时的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儒教帝国，转变为一个被现代政治理念武装的新国家。而京城满人在民国初年的不佳状况，使他们对纷至沓来的种种激进浪潮，都保持距离，更愿意以旁观者的身份冷眼相看。 　　1918年，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被任命为京城一所小学的校长，后升任为劝学所劝学员，负责一个区里的小学教育。尽管老舍一直没有离开教育界，但他的心理与“五四”时期激进的青年学生有相当的距离。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有置身事外之感，也给老舍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使他日后面对异域文化时有着深切的体验和独到的感悟。 　　感受英国式傲慢 　　1924年夏天，老舍得到燕京大学英国籍教授艾温士的推荐，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华语讲师。当老舍刚刚到达伦敦时，得知他的住处和已经来到英国并且正在牛津攻读学位的好友许地山在一起，他的孤独与思乡之情开始缓和下来。尽管狄更斯笔下的伦敦还是以混乱、肮脏的集市和浓重的雾霾著称，但初到伦敦时，伦敦周边地区的荒凉景色与城市的清洁、秩序，给老舍留下深刻印象。 　　老舍也感受到英国人身上的傲慢与偏见。一个周末，公寓同住的人全部外出了，中午吃饭时只有老舍一人。饭厅的女佣为侍候单独的客人而无法放假心生懊恼。老舍深知此情，便告诉女佣说晚饭不来吃了，女佣轻蔑地冷笑说“太好了”。此事给老舍留下很深的印象。老舍在伦敦时期三易其居，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崩溃与罪恶的一面，以及被这种制度逼迫出的个体的冷漠与独立的精神。 　　义和团事件之后，英国开始加强对华利益侵夺。正当士兵、使馆官员、企业家各色人等纷纷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扩大他们的在华利益时，在大英帝国的首都，华人街逐渐发展了起来。受到“黄祸论”思潮的影响，一战时期，欧洲社会对于大量廉价华工劳动力涌入的恐惧体现在小说创作中，他们将华人街描绘成集赌博、吸毒、卖淫等各种罪恶行为于一体的聚居地。 　　纵观1920年代英国的小说、戏剧和电影，都充满了对中国人形象的负面表达。在伦敦的中国移民，也由此生活在长期的人身侮辱之中。老舍在工作生活之余也偶尔与周围的华人朋友去“中国城”（华人街）喝酒谈天，在那里管窥到华人在伦敦生活的多彩面向。这些经历日后均成为《二马》的创作素材。 　　1920年代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是在菲斯波里圆形广场的一座前身为伦敦学校的大楼里。它正式成立于1917年，1938年改为亚非学院。东方学院没有入学门槛，“有的是七十岁的老夫或老太婆，有的是十几岁的小男孩或女孩。只要交上学费，便能入学。于是，一人学一样，很少有两个学生恰巧学一样东西的……教授与讲师都没法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