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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闻人的社会地位沿革 ■袁英珍 一、“情报贩子”：谋利 　　从唐朝的“进奏院”状到宋朝的邸报直到清朝的报房京报，三者一脉相承。尽管京报已是古代报纸发展最成熟的形态，但是京报只有抄录和印刷人员，并无记者编辑，难逃官方文书的窠臼。 　　然而，古代报刊中，盛行于南宋的非法出版物——“小报”，却隐约可见记者的影子，“南宋的小报‘记者’，实际上是‘情报贩子’，他们都有公职，一般是中央各官署的下级官员、大吏的差官和新贵的下人，也有进奏官的官吏……他们为小报提供情报，完全是为了谋利”①。尽管他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记者，有点类似今天的新闻线人，但已经有了新闻记者的某些特质。 　　二、落寞文人：营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近代报业的发端是因西方殖民主义强行入侵而起。由于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体现了民主主义的观念，记者和编辑可以自行采写新闻、发表评论。同时，西方的办报经验也为中国报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捷径，外报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新闻工作者。1863年《近事编录》创刊，著名政论家王韬任主编，从此开了文人论政的先河，王又被誉为中国“新闻记者之父”。王韬出身塾师家庭，18岁中秀才，旋因应举子屡试不中，愤而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进入报业。② 　　旧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申报》，也雇佣了蒋芷湘、钱昕伯等中国文人，这是第一家一直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外报。除蒋芷湘于1884年考中进士离开报馆外，《申报》的后任几位主笔都是功名未就的秀才。 　　受《申报》影响，上海同时期亦颇有影响的另外两家商业性报纸《字林沪报》、《新闻报》分别长期聘请著名报人蔡尔康任主笔和首任撰述。蔡尔康，秀才出身，尽管已经是一个“职业报人”，但对科举功名还是相当看重。 　　当时社会精英分子大都醉心科举，而报人也仅以此为一种营生而已。戈公振曾谈到当时的情形：“往者社会之视报馆，盖卖朝报之流亚，服务其间者，文人之末路也。”当时报馆访员多是由社会上的“探子”、“抄案”转化而来，社会地位更为低下。 　　早期报人社会地位的低下也是与当时报纸的影响力很小相关联的。早期的中文报纸，内容简单，新闻匮乏。但渐渐地，报纸开始对各类新闻事件，特别是公众关心的重大事件进行及时的报道。1884年爆发的中法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各报刊对战争进展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这是中国报刊对重大事件进行及时报道的一次集中“表现”。自此，报刊的功能由最初的“资为谈助、藉遣睡魔”，到通报信息、报道时事，评论的分量也加大，日益发挥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对民情风俗的教化，以及对政事得失的指陈等作用。这对维新时期新报刊的大量涌现，起到了开拓作用。 　　三、政论家：变法维新 　　1895年起，康有为、梁启超为鼓吹变法，以有益于国家为宗旨，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时务报》等报刊，维新派以此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来宣传变法，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梁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曾不无自豪地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由于当时康、梁已经名满天下，他们亲自投身办报，改变了知识分子耻于从事新闻事业的局面。 　　梁启超不仅亲自办报，而且在《时务报》上撰写《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以外国报人为例证，呼吁重视报人的社会地位：“其益于国事如此，故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为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 　　维新派积极办报，向国人灌输新知，启迪民智。人们逐渐认识到报纸是汲取新知的重要途径，报刊这一新的大众传播形式越来越被社会所接受，并且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报纸影响力的扩大，以及报纸作为新的大众传播形式日益被人们认同，为报人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打下了基础。 　　到了20世纪初叶，报人社会地位不高的情况已经大有改观。曾经不齿于士林的“访事人”渐渐开始被人所尊重。报人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也开始引起满清官员的重视，张鸣岐接任两广总督后不久，即“大宴记者”，对这些原先被满清官僚视为“斯文败类”的记者极力笼络。③ 　　尽管康、梁等维新人士参与办报，使国人第一次对报人刮目相看。然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与其说他们是报人，不如说他们是政论家，办报服务于其特定的政治目的。 　　四、新闻业者：本义回归 　　自康、梁之后，从事新闻事业不但不再被视作文人末路。许多文人开始弃绝科举功名，甚至中断仕途，投身报业。这其中，黄远生由前清进士成为名记者，就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一个例证。 　　出生于1885年的黄远生，1903年即中秀才，同年秋中举，次年考中进士。原本是要当县太爷的，但他无意仕途，后赴日留学。1909年他学成回国，先后任职于邮传部、编译局，同时为报馆写新闻，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民国建立后，黄远生不当官，不作议员，担任《申报》、《时报》驻京记者。他为文“横肆锋利，辞兼庄谐，尤工通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