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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驱动下的长周期 ??2012年02月27日?03:54??21世纪经济报道 彭文生 对中国经济长周期的理解有三个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的近期变化是否导致潜在增长率放缓，放缓程度有多大？判断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趋势需关注哪些新的因素？ 生产率提高是主因 从结构上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从供给面把一国的经济增长解构为三个基本部分：劳动力增长、资本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通过比较这三个部分的贡献，可窥测增长的驱动力。我们分解并对比了世界各国1992-2007年的增长，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一半左右（此外劳动力贡献了6%，资本贡献了43%），占比显著超过同时期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亚洲四小龙同期全要素生产率只贡献了约1/3，其它7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只贡献了约1/5，这说明过去2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很大。 我们对过去30多年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做了测算，显示潜在增长率有三个快速增长期，且都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相吻合，这背后主要体现的是体制改革的红利。而随着改革红利释放完毕，三个快速增长期后，都伴随着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19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使得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980年的8.7%快速上升到1986年的9.8%。这7年平均增速达9.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41%。 19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改革开放力度加大，潜在经济增长率从1990年代初的9.8%上升到1994 年的10.3%。这5年潜在增长率年均为10.1%，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30%。 21世纪初，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提高了对外开放水平，潜在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的9.8%上升到2006 年的10.7%。这6年平均增速为10.4%，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37%。 潜在增长率已放缓 潜在增长率明显放缓，由“十一五”期间的10%以上回落到目前的9%左右，特别是2008 年以来潜在增长率下降较明显。这主要由三大诱因造成：首先，入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已逐渐释放。中国的开放度（外贸总额/GDP）在入世后明显上升，从1990年代末不到40%攀升到金融危机前60%以上的水平，显著超过其它大型经济体，继续上升空间已经有 限。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外需疲弱，过去几年贸易开放度显著下降，已回落到50%左右，这是中国回归大陆型经济的必然现象，代表需求方面更平衡的增长；这也说明国际市场竞争效率提高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降低，生产效率上升更依赖良好的内部竞争环境。 其次，农村可转移富余青壮年劳动力减少。目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半闲置和完全闲置的15-35岁劳动力显著减少。据估算，目前这部分人口已从1990 年的1.3 亿下降到目前的0.3 亿，说明农村可转移劳动力已所剩不多。过去20 年劳动力在部门、城乡间转移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载体，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然受到限制。 最后，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挤压。近几年地价、房价过快上涨，推高了地租价格，挤压了消费，过大的房地产投资需求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加剧了财富分配不合理和城乡差距。这些因素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效应逐渐累积。 体制改革可防止增长率大幅下降 判断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需对驱动增长的各个要素走势做出分析。我们认为，投资增速不会大幅急降，对增长形成支撑；劳动力增速会随着人口老化而逐渐降低，但对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造成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从而限制劳动生产率提升；但针对科研、教育和政府效率的改革，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正面作用。 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累积了大量资本，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投资的边际回报递减，但会否出现未来十年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呢？我们认为不会。 首先，人均资本存量尚低，追赶效应还在。目前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较大差距，如2008年，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仅为日本的17%、美国的18%左右，也比我国台湾地区、韩国的人均水平低，这说明和经济追赶效应相关的投资需求仍较强。 其次，人口结构造成高储蓄率，从供给方支持投资。我国生产者（25-64岁）/净消费者（除25-64岁以外的人口）的比例目前为128%左右，到2015年前仍处于上升阶段，这意味着储蓄率在未来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即便在国际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仍然相关，这对于人口众多、资本账户不充分开放的中国更是如此。 劳动力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影响有限，但劳动力转移减缓将限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供给情况看，劳动年龄人口变化将使劳动力增速下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1980年代的平均增速为2.7%，1990年代和2000年以来均为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