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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新审视“器官移植旅游”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 2007年04月06日 一年前，亚伯拉罕?埃布尔森 Avraham Abelson 是以色列等待心脏移植的第127位病人。医生告诉这位65岁的退休钻石交易商说，他可能根本等不到接受移植的那一天。埃布尔森的心脏是在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中受损的。 于是，他来到了中国。如今，在埃布尔森胸膛里跳动着的是一颗来自21岁中国男性的心脏。 埃布尔森的中国之行或许拯救了他的生命。这也将他推向了有关“器官移植旅游”全球大讨论的旋涡之中。向富有的外国人提供器官移植是中国等地一笔获利颇丰的生意。一家上海医院向埃布尔森收取了15万美元的心脏移植费，这笔钱由他的保险公司支付。 发达国家对器官移植的需求日益增长，加之发展中国家逐渐掌握了移植技术，这一切都推动了人体器官在穷人和富人间的全球贸易。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可由保险公司承担国外移植费用的国家，那里的许多公司都在为像埃布尔森这样的人安排在中国进行器官移植。还有很多人愿意自掏腰包，来自美国、德国、中东、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待移植患者也在纷纷涌入中国。（在美国，保险公司通常不会支付这笔费用。） 然而，最近几个月，围绕这一做法的伦理讨论在中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医学界日益升温。中国卫生部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各医院停止为外国人做器官移植手术，称在中国公民的移植需求尚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不应将器官移植给富裕的外国人。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一新规定的执行力度如何。 医生和全球的人权团体一直谴责中国利用死刑犯的器官谋利的做法。由于担心获利颇丰的对外移植器官业务会鼓励中国增加死刑判决，以色列的批评人士正在推动实行更为严格的法律限制。上周，因器官移植旅游的问题日益严重，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要求全球各地对器官移植采用共同的规范。 外国移植病人已经成为中国医院的摇钱树。由于中国不再对医院的医疗服务提供财政支持，因此中国的医院都急需资金。中国的医疗行业混乱不堪，监管宽松，因此许多外国人只要付更多的钱，就可以进行器官移植。鉴于器官移植已经成了一项颇具规模的产业，因此从业医生和其他业内人士都表示，器官移植旅游难以根除。 由于宗教信仰原因，以色列一直受到移植器官短缺的困扰。有些犹太拉比反对所有形式的器官获取；而其他拉比则希望自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以色列人过去可以到欧洲进行器官移植。但在过去的十年里，一个又一个的欧洲国家或是停止了为外国病人进行器官移植或是大幅度减少了此类做法。 特拉维夫附近Sheba医疗中心的心脏移植科负责人雅各布?拉维 Jacob Lavee 估计，每年以色列30例心脏移植手术中，有10例是在中国进行的，在过去五年间，有200名以色列人在中国接受了肾脏移植。拉维认为从死刑犯身上获取器官的做法不合伦理规范，他支持以色列禁止保险公司为在中国进行的移植手术支付费用，并为此在以色列电视台和埃布尔森就此问题进行了辩论。 这类伦理问题对许多病人来说都是次要的。特拉维夫公司Medikt的董事长伊扎克?亚龙 Itzhak Yaron 说，“如果你的家人生病了，那么你会问器官是从哪里来的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你没有第二次机会。”正是这家公司为埃布尔森安排了心脏移植。 Medikt是一家专门帮助病人寻找外国移植医院的以色列私营公司。埃布尔森在互联网上找到了Medikt。 中国并不是器官移植病人的唯一选择，他们还可以到巴西、南非和印度做手术。当亚龙两年前加入Medikt时，该公司还曾将以色列患者送往哥伦比亚和南非。但这些地方等待器官的时间很长，令人不免感到心焦。亚龙说，而在中国，等待的时间一般仅为一个月，甚至更短。中国每年的移植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原因之一在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 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Medikt共向中国送去了150名左右患者，进行心脏、肝脏和肾移植手术。曾担任销售人员的亚龙说，Medikt只接受以色列医生推荐的移植患者。他称，我不是医生，我只负责在患者、医疗保险机构和医院之间进行联系。 亚龙说，他在中国雇用了一些人，帮助他安排接收以色列人的移植手术医院。他说，他会考察这些医院，以确保达到以色列保险公司提出的标准。Medikt安排翻译陪同患者到中国，驻中国的Medikt代表则在移植手术过程中为他们提供指导。 根据以色列的医疗体系，如果手术不能在国内进行，医疗保险机构必须支付在海外进行手术的费用，不过保险公司可以决定手术地点。起初，埃布尔森的保险商拒绝赔付在中国进行移植手术的费用，埃布尔森最终通过诉讼赢得了胜利。 去年春季，埃布尔森飞抵上海。一位陪同前往的以色列医生在手术前考察了中山医院 Zhongshan Hospital 的设施。埃布尔森询问他的移植手术医生，新的心脏来自哪里。这位医生只告诉他，这个心脏来自于一位21岁的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