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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谈甲午战争：是 民族之哀 同时还是民 族之幸2014-04-14 11:26 新华网核心提示：刘亚洲称，甲 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 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 族之幸。因为在这场战争之 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 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 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本报“军事名家的甲午殇 思”系列报道自3月3日连续刊发 以来，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 注。在本系列报道结束前夕，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 委员刘亚洲空军上将接受了新 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和 《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 柱的采访，就甲午战争谈了自 己的看法。本报特刊登此文作 为本系列报道的收官之作，以 飨读者。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 争的看法。刘亚洲：习主席说，历史 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 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 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 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 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 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 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 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 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 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 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 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 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 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 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 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 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 标志，一个符号。一、制度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 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 国家之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 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 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 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 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 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 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 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 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 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 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 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 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 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 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 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 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 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 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 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 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 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 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 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 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 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 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 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 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 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 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 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 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 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 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 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 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时日 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 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 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 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 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 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 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 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 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 朝怎么能赢？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 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 志？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 人的觉醒。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 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 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 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 《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 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 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 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 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 二是有没有财富。明治维新 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 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 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 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 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 励民间资本。腐朽的制度不仅 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 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 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 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 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 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 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 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国民国家 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 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 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 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 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 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