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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战火纷飞时 　　梁思成，中国近代著名的建筑学大师，毕身投入中国古代建筑学研究。其第一任妻子林徽因，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亦为文学家。这一对伉俪，于战火纷飞时，偶遇中国年轻的“飞鹰”――中央航空学校的学生。一次相逢，为他们一生印下了难以抹灭的回忆：几番再见，氲开的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大师与“中国空军”的情谊。 　　梁家于南迁之路邂逅中国空军的小伙子们，正是知识分子南迁路途的代表故事。他们的相逢，本身是中国全民抗战的一种间接写照；而梁家与那十数位年轻的空中勇士从相识到相熟的过程，正是中国对日空战的最艰难过程――其结局自然是悲怆的。“吊英魂，歌楚些，不胜悲怆”，时隔八十多年，今人依旧能感受到当年那群年轻的中国飞鹰，一腔热血为国的激昂与年少身死的无奈。 　　南渡记 　　战起1937。当国共双方成功化解“西安危机”之后，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战前全面建设的黄金时段，表面风生水起的生产建设与背地里加速启动的国防建设，使得日本人如坐针毡，终于按捺不住侵略的野心，将铁蹄踏上了中国的故都：北平。 　　中国古代的汉家王朝，在北方遭遇夷族入侵之时，常会累室累家地向南方迁徙。这一次中日战事爆发，北平的爱国人士，特别是大批的学者，不甘心做亡国奴――不论是在名望上的威胁，日本人早就想征集这些文化名人为他们的文化侵略做“贡献”：还是几年前东北沦陷之后，东北学生声传的“育奴教育”，都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家们不能忍受，南迁之路自日本战起北平，祸乱华北之时，便悄然上演。 　　“1937年7月底，为了不愿见到日本侵略军的旗子插上北平城，他们领着外婆，姐姐和我，匆匆离开了这座古城，往西南大后方撤退。”（注） 　　现在，高铁与飞机的速度不计，普通列车到长沙也只需要20小时左右。然而当年梁思成一家的迁徙，却整整走了将近三个月时间。在长沙，他们遭遇了日本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 　　“炸弹落到离我们的临时住房只有十几米的地方，全家人死里逃生，行李却埋到了瓦砾堆下。” 　　至十二月，梁思成一家又离开长沙，辗转欲前往昆明。即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长途奔波都多少令人感到力不从心，更何况当年无序的自主撤退：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几座“都市”，休息时有个地方打地铺已经万幸；交通工具更是如同参战的中国空军所拥有的各式武器一般，从原始畜力车到现代的汽车都派上了用场。几经颠簸，林徽因还是不幸患病： 　　“妈妈不停地咳嗽，走不了几步，就把我放在地上喘息……妈妈打起了寒战，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 　　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焦急的梁思成突然听到一阵幽幽的提琴声。直觉告诉他，会演奏小提琴的人，应该可以“助他们一家一臂之力”。他决定一试。寻着声音找过去，双方一照面，梁思成惊讶地发现： 　　“自己面对的，竟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 　　古语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话多少带点戏谑与无奈，但此刻的梁思成却镇定下来简单地说了自己的情况。果然，这群热情的小伙子们马上空出一个房间，让给了疲劳的梁家人。 　　梁家与飞行员的友谊，在此拉开大幕。 　　年轻人 　　“原来，他们二十来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撤退。” 　　凭借梁从诫先生惊人的记忆力，我们轻松地得知这些年轻人是还在航校受训的空军学员。梁从诫先生提到的“杭州笕桥航校”，正是中央航空学校。这个航空学校的前身，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隶属于陆军军官学校的航空队。1931年7月改组为军政部航空学校。因其长年于杭州笕桥，故外人常称此学校为杭州笕桥航校。而据姜长英先生的记述，位于杭州的航校最为“高级”，一为其“嫡系”之因，一为其教导的多为中级与高级飞行员。 　　战前，国民政府出于加强国防建设的需要，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航空救国”运动，并在日本侵华的阴影中取得了其他救亡运动所没有的辉煌成绩：捐机献机上百架，募集捐款无数。这样一来，本来与普通民众十分陌生的航空知识，也因为“航空救国”运动宣传的需要，开始传播于中国民间。 　　这样，在笕桥航空的年轻的中国空军，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对象。的确，如同一位美国人士的“观察”：按（中国）传统，从军被人轻视，然则航空不同，它是西方的，是技术工作，是被人羡慕的。航空学校的学生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个班有四分之一的人懂英语，他们几乎都有一本查尔斯?林白的自传《我们》。 　　抗战爆发，在训的正是第七期与第八期学生。战场形势变化，航空学校与在南京及其附近的一切中央机关、学校一般，开始撤退，先是柳州，再至昆明。1938年，中央航空学校改为空军军官学校。 　　梁从诫先生回忆 　　“一九三从年初，我们终于到达昆明。很快，我们就同晃县相遇的飞行员们又见了面。他们全都来自江浙闽粤沿海省市，家乡有的已经沦陷，二十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