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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癌患者也有阳光 　　据《2012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我国每年新增白血病患者7.78万名，每9分钟就有1人因此离世。 　　日前，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成为首家民间救助白血病的公募基金会，秘书长刘正琛正是一位罹患血癌多年的病人。那么，这些年他是怎样面对生活的？在这有限的生命时间里，他又做了些什么呢？ 　　白血病从天而降 　　对刘正琛来说，2001年是极不平凡的。这一年，北京申奥成功了，中国入世成功了，作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一名硕士在校生，这些福音无不令他更加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然而，同样在这一年，刘正琛的人生却从一个多数人都无法企及的高峰跌入了生死存亡的低谷。 　　一段时间来，刘正琛的眼睛中间总是有一块褐色斑点，心生疑窦的他来到校医院进行检查，可最终，医生建议他到综合医院进一步检查。 　　是什么让大夫眼中倏地闪过一丝紧张？又是什么让大夫额头上顿时眉头紧锁？带着一连串的疑问，刘正琛来到北医三院。 　　“起初我以为是眼睛出了问题，所以一直都是挂眼科治疗的。”直到北医三院的眼科专家建议他去血液科进一步检查，刘正琛才意识到事情恐怕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简单。 　　“慢粒？！” 　　听到这个词汇，一旁正在伏案工作的护士竟然站了起来，表情惊诧地看着刘正琛的主治医生。在看到医生朝着护士点了点头，刘正琛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办公桌上的日历――2001年12月4日，一个让他铭记一生的日子。 　　此时此刻，刘正琛彻底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一边恐惧又好奇地看着诊断结果，一边支着耳朵仔细倾听医生的解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一种除了换骨髓，尚无有效手段能够治愈的癌症，生存期恐怕不会超过5年。” 　　平日里乐观开朗、头脑灵活、思维缜密的刘正琛，此时只能呆坐在板凳上，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亟待父母庇护，用他被恐惧和无助充斥的大脑努力搜寻着哪怕一丝可以证明医生在撒谎的可能，但是，他什么也没找到。 　　得知儿子生病，刘父立刻飞回北京，并就此辞去了副厅级干部的工作。“当时他就一个心思，要为我治病，要下海挣钱。”对此，刘正琛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如果还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话，收入根本无法负担我每个月2万多元的医药费。 　　为了治病，刘正琛放弃了博士资格考试，办理了一个学期的休学，告别了那个曾经令他为之骄傲的“燕园”。“原本计划着去银行或者证券公司，也可以跟同学一起在金融领域创业，但这些梦想瞬间就破灭了。癌症啊，从电视报道中看到过，感觉白血病比那要可怕得多。” 　　没有图书馆，没有讲台，没有同学，没有老师，没有课本，一切熟悉的事物此刻都成了回忆，只有苍白的灯光下，雪白床单和一尘不染的枕头，还有那个整日在耳边萦绕的可怕名字：白血病。短短的几天里，刘正琛从一个天之骄子变为需要被同情、被可怜的绝症患者、弱势群体，在角色的剧烈变化中，他深切地感到命运的不公平。 　　公益是一根救命稻草 　　那是一段不堪忍受的时光。 　　“得了这种病，别说入职体检通不过，就算自己创业也吃不消，身体根本撑不住。”刘正琛失去了为之奋斗的理想，迷失了生活前进的方向。每天的生活就像蹲监狱一般，被牢牢限定在北医三院二病区10楼。几平米的病房，几十米的走廊，从每天背着书包漫步在未名湖畔，到穿着病号服游荡在病床间，刘正琛感觉人生在一分一秒中悄然荒废着。 　　找配型，这是唯一可能挽救生命的办法。每当想到这个令人兴奋的理由时，刘正琛的心都会再一次坚韧起来，甚至和医务人员开几句玩笑，向世界证明他依然是个乐观向上的年轻人。可是，等待终归是等待，在漫长的时间里，他必须承受因各种微小的理由而导致的再度悲观情绪。那段时间，哪怕只是其他病人的一声叹气，也会让重燃希望的刘正琛顿时瘫软在床上：如果配型不成功，我该怎么办？ 　　医生曾告诉他，骨髓移植虽然是最佳治疗方案，但必须要找到HLA（人类白细胞抗原）数据完全相同的捐赠者。从临床经验来看，因同胞之间成功的概率高达25%，所以弟弟是他的最佳配型对象。然而，一个多月后，坏消息还是来了。刘正琛和弟弟配型失败，他只能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里，期待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降临。 　　“最大的希望破灭了，我只能等待5年大限到来吗？”刘正琛质问着自己。 　　在翻阅杂志时，他了解到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故事。女孩儿的父亲因为白血病而去世，为了缅怀父亲，也为了让更多患者受益，女孩儿决定募捐，并以父亲的名字命名，建立一个专门研究白血病的实验室。 　　通过查阅资料，刘正琛发现当时国内唯一的骨髓库中只有不到2万个样本，而全国的血液病患者却高达400万。如此悬殊的数据落差，让他萌生了效仿美国女孩儿的做法，自己建立民间骨髓库的念头。 　　“和我相比，独生子女患者连25%的希望都没有，他们只能向无血缘关系的好心人求助，但这就需要一个规模足够庞大的骨髓库做支撑，所以我决定建立中国第一个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