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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道合一”得失之再认识 　　摘要：清雍正年间的“科道合一”，是我国古代监察法制发展史上继“台谏合一”后的又一次重要变革。这一改制，使得六科给事中转隶都察院，并于客观事实上造成了我国古代监察法制中谏议制度的终结。通过对比“科道合一”前后六科给事中的权责变化，以历史辩证法为分析进路，认为“科道合一”在巩固皇权和稳定国家政权、实现监察机构和组织的规范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实效;然而，皇权专制下的“科道合一”更是加深了皇帝专权的力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清中后期的官场腐败。 　　关键词：“科道合一” 监察法制六科给事中都察院 　　中图分类号：D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5）05-0132-07 　　谏议的思想和史实，自古有之，①迨至秦帝国建立以后逐渐得以制度化，变为由传统职官体制内的专、兼职官员，通过各种形式②“匡正君主，谏诤得失”，以避免决策失误，并促使君主改正自身错误。给事中制度是我国古代言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肇始于秦，权兴于汉，以言谏封驳为主要职责。唐代为给事中制度的成熟期，其权力范围涵盖封驳、人事审查和部分司法等方面。③宋代给事中“掌规谏讽喻”，“分治六房”。④给事中分治六房，为明代六科给事中分科理事的制度本源。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太祖裁谏官，“唯设六科给事中以监察六部及百官”。⑤此时，六科给事中“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⑥的法定权责及制度设置基本为后世清代所承袭。清雍正元年（1723年），皇帝将给事中归属于都察院，至此，“科道合一”的监察体系形成，给事中的权属职掌、效能实现由牵制皇权退居到了监察百官。 　　 谏议制度与御史制度共同组成了中国的传统监察法制体系。⑦“谏官司言，御史司察”，是二者基本分工的不同，但就服务皇权、保障传统帝制时期官僚制度正常运转、自身组织和职权规范化建设以及所起的效用等方面却是殊途同归的。近些年来，学者在对清代六科给事中制度与皇权建设关系方面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中央集权下言谏系统崩溃的消极意义，即其在制约皇权方面效能的丧失，而于传统法制视阈下权力变化的角度对“科道合一”的历史原因、历史价值分析不足或者着墨较少。⑧本文拟通过这一视角，从得失两个维度重点分析“科道合一”前后，六科给事中的权责在影响皇帝决策和监察百官方面的异同，评论该制度存在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复制与借鉴：“科道合一”前六科给事中的权责 　　 入关之初，清代职官和法制建设的基本国策就是借鉴、效法朱明王朝。清前期的六部建设，⑨以及为了牵制六部、强化中央集权的六科给事中制度也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得以成型的。⑩然而，这一时期仿行明制建立起来的给事中制度，由于缺乏进一步的完善和相应的配套机制，无论是制度建设本身还是制度要达到的效用，都不及明代六科给事中的品相，而纯属为了形式上管理的方便。入关以后，在 “参汉酌金”思想的进一步推动下，清代六科给事中制度的设计也开始融入到了职官建置体系当中。“六科自为一署，给事中无员限，并置汉军副理事官。”此时，六科给事中虽为独立的监察机关，铸有印信，然而在人员编制方面并无明确的数额规定。迨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定每科满、汉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各一人，汉给事中二人。康熙三年（1664年），由于六科人员削减，各科仅留满、汉给事中各一人。雍正元年（1723年），皇帝以给事中“廷议纷嚣”“恣意自肆”为由，“诏以六科隶属都察院，听都御史台考核”。至此，“科道合一”的监察体系形成，皇权集权达到鼎盛。 　　 在主要权能方面，清代六科给事中完全复制了明代六科给事中的规定，以言谏和封驳权为主要内容;在权能行使方面，“凡制敕宣行，大事复奏，小事署而颁之。如有失，封还执奏。内外章疏，分类抄集，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焉”。此时六科给事中的权责，在承袭明代职掌的基础上，同都察院的职能有部分共通的地方，已不再是独立的专司言谏的监察机构。为了方便研究“科道合一”前后六科给事中权能的变化，此处略去其与都察院相重叠的领域，重点分析那些对皇权约束和监察网络建设有深刻影响的部分。 　　 首先，在约束皇权方面。第一，论言谏议。科道官员，“所言公，则国家受其益;所言私，则国家受其害”。言谏职能，是给事中的本职，在其设置之初就肩负着“拾遗补缺”，匡正帝王不当言行的使命。清初，统治者对于言官的谏议较为重视。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谕：“国家设立都御史、科道官，以建白为专责，所以达下情而去壅蔽，职位至重”。为了确保言谏官员能够恭秉圣意、正确履职，康熙帝又针对言谏职责的范围和贞洁操守，作了正反两个方面的训谕。“国家设立言官，专司耳目，凡政治得失，民生利弊，必须详切条陈，直言无隐，斯为称职。若但敷衍虚文，浮冗剿袭，或以不急之务，草率塞责，非朕广开言路之意”。雍正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