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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调研心得与感想 　　来广州参与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已经近2周时间，期间既去了如珠江啤酒这样的比较大型的企业发放和回收问卷;同时也去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中心位置的城中村的小作坊。与针对单个居民进行调查不同的是，对单个居民的调查，其目标对象可以是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个体，即使拒访也可以迅速另外寻找替代样本，并且调查的内容对被调查对象而言，也可以不涉及到隐私，所以对单个居民的调查这种信任传递相对简单，只要被调查的居民对调查员的所在单位和调查的目的有简单的了解，同时发现对个人不会造成伤害，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多会接受调查。但是对于进入企业调查则不然，不少主要负责人或许是对于自身资料泄漏的顾虑，或者是对于调查员来历和目的不信任，也可能是因为根本上排斥花费自己时间来填写问卷等原因，对问卷的填写的配合度各不相同。 　　就我个人目前所进入的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来看，虽然从结果而言，大型的企业从问卷的回收和问卷填报的质量都要明显好于小微型企业，但是从更深一层次来分析，我认为是被调查者和调查者之间没法充分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导致。由于本次所参与的在广州市海珠区的调查，是通过政府质量管理部门来联系各个街道，再通过街道的协管员来带领我们调查组成员进入各家企业，这当中的信息传递经过了至少3个甚至是4个层级，我们在调查中可以直接感受到信息传递的层级越多，信任的损失就越大。 　　虽然同样都是由街道的协管员来带领调查组的成员去各个企业发放问卷，但是我们所依据的省一级政府职能部门下发的调查文件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影响力，与政府关系密切，相互交流较多的企业，对政府文件以及街道协管员的信任多数会转化为对我们调查员、调查目的以及资料保密性及其用途的信任，并且以较高的质量和较高的效率完成问卷。例如珠江啤酒、食品工业研究所等企业，在海珠区区一级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就可以直接与企业对应的管理人员进行直接联系，极大的减少了信任度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损失，所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会非常的顺利。 　　然而，整个调查还存在大量的小微型企业，在调查联络信息传递的过程当中，从区级政府职能部门到街道办，直至社区这一级，对调查本身的信任在不断减弱，特别是区级政府职能部门对街道办和社区实质没有强制的约束力，街道和政府质量主管部门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命令服从式的关系。虽然这当中也经过了街道至社区的逐级联络，但是更多的还是依赖最终调查员个人的不懈努力，或者被调查者个人的受访意愿来决定调查的参与度。特别是很多近似于作坊的企业，与政府各职能主管部门几乎没有工作上的交集，对于政府的发文也不存在认可的问题。事实上，从我看到的情况来看，城中村中大量存在的比肩接踵、多如牛毛的微型企业，甚至就是一个铺面或者一间居民楼的几个房间，协管员也不可能每一家都很熟悉，协管员也不可能和这些企业主都是熟络关系，这些小企业对我们调查的信任和放下戒备的包袱主要是依靠对社区这一级基层管理部门的信任，或者是对我们调查的自愿支持，真正从更高政府管理层级传导到这些小型企业的信任度其实非常少，甚至是没有，很多小企业更多的是信任社区管理部门而不是更高的区级政府管理部门，政府红头文件其实并不管用。因此，针对小企业的走访调查要想获得更高的成功率，需要传递的是街道、社区所带来的信任，社区工作人员不仅仅只是一个引路人，而是通过他的露面传递了来自基层管理部门的可被信任的信号。 　　企业调研心得与感想篇二　　刚刚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在做一项十分艰难的企业调查。与以往的企业调查不同，这项调查不仅需要随机抽样一定数量的企业，而且还需在这每一个企业中随机抽样一定数量的员工。而每一个被抽到的企业和他们的员工，都被要求填报一份长达近20页的问卷。正是由于这项调查既涉及企业个体，又同时涉及他们的员工，从理论上看，这项调查的成功率相当于要在这两个小概率数字中做乘法。 　　我们的调查需要首先找到一个企业联络人，由他来协调多个部门填报1份企业问卷，并联系10名员工填报员工问卷，而这些工作不可避免地会给这位企业联络人带来组织上的麻烦与压力。然而，这并非是这项调查困难的全部。更为重要的是，被调查者还会感到自己可能会承担一些自己承担不了的责任。如企业财务、人事信息、生产经营数据的填报可能会泄露企业机密。而这在其他调查如老年调查、家庭金融调查等中不可能发生。与此同时，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特殊关系还会使企业组织者产生一些别的更大顾虑。他们认为，让员工填报调查问卷可能会让他们的工人们学会什么，而使他们情绪不稳定、工作效率降低等。如这次在HZ调查的一家企业人事部门负责人就告诉我们，他们或许无法填报员工问卷，因为问卷里涉及到社会保险等敏感性内容。而这家上市公司认为，他们的员工在接受我们问卷调查之前，或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除事业单位之外还有企业会给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