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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银行联盟的可能 　　监管宽容往往与监管失败联系在一起，且毫无疑问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和声誉成本 　　欧洲信贷市场2007年七八月间开始震荡。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后，震荡进一步加剧。此后，银行业民族主义开始渗透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政策。这种渗透至少有七种表现：救助银行，监管宽容，监管不力，对危机的处理缺乏合作，不鼓励对内收购，国家对内的隔离保护，对欧元区出现的主权债务风险的临时特别处理。深入分析这些问题笔者力所不及，本文只能给出一个粗略的介绍。 　　银行业民族主义对国家监管机构的影响 　　第一，对银行的救助。至少在危机发生的前四年内，欧盟政府全面补偿了银行的优先债权人、低级债权人，甚至也常常补偿受危机影响将要破产银行的股东。 　　类此补偿始于2007年德国政府对德意志工业银行的救助。这种以纳税者名义对银行业的慷慨救助，主要出于对金融系统稳定的考量，银行业民族主义肯定也起到一定作用。救助银行很可能出于这样的考虑，即如果银行倒闭、存款人受损，会使得本国银行未来获取存款时更加困难，且在跨国银行竞争中处于劣势。国家救助的银行甚至包含了一些小银行，从金融稳定性方面看，救助这些小银行可能并不必要。 　　相反的例子出现在丹麦。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丹麦金融危机，留下了减少政府银行救助的监管文化，使得2011年两家荷兰银行的债权人和未投保存款人的损失，并未得到政府保护，也减少了金融系统风险的传导。但是，其他荷兰银行极力控诉这样的行为，因为这导致它们在与其他欧洲国家银行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第二，监管宽容。事实上，在大多数欧盟国家（至少是拥有大型商业银行集团总部的国家），国家监管机构明知自己的国家银行存在问题，大多情况下也不主动向欧盟机构、国内监管者或者公众披露。可以佐证这种情况的例子是许多银行破产发生在2010年和2011年全欧盟银行“压力测试”结果公布后不久，在这个测试中，曾给出了那些破产银行的健康清单。 　　所谓“监管宽容”，是指国家银行监管者基于对未来市场或其它可能扭转银行亏损的预期，倾向于回避强制向公众披露银行损失的行为。历史上著名监管宽容事例包括：20世纪80年代美国储蓄贷款银行监管者的行为，1992至1993年法国当局对里昂信贷银行的监管行为，20世纪90年代早期市场崩溃到2002年日本银行业监管者的行为。所有这些事例均显示，监管宽容往往与监管失败联系在一起，且毫无疑问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和声誉成本。 　　与银行救助一样，2007年以来的欧盟地区的监管宽容，一部分是基于对金融稳定性的考虑，另一部分可能是国家监管者认为，披露本国银行业问题而其它国家不披露，会导致本国银行相对处于竞争劣势（或者相反，国外银行相对透明，国内银行隐藏损失，就能在跨国竞争中增加优势）。在这种环境中，市场融合带来更多的监管容忍，主动解决危机的可能性降低。 　　第三，监管不力。监管不力与监管宽容密切相关，导致监管者倾向于降低资本充足率和信息披露的监管标准，使得弱小银行能够避免再融资或者重组。 　　例如，2008年10月中旬，欧盟迫使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创建了回溯性免除条款（retroactive exemptions），即IAS39，这个紧急行为违反了既定准则。另一个例子是最近欧盟将《巴塞尔资本协议》法律化时，严重偏离了“巴塞尔协议精神”。欧盟制定的相关法律叫做资本要求规定（简称CRR），这个法规在有关资本定义方面严重违反了“巴塞尔协议精神”，使得一些资本不足的银行，在在CRR下依然符合相关规定。 　　第四，缺乏危机管理方面的合作。过于关注本国银行业巨头，导致欧盟成员国没有采取共同应对措施。 　　2008年10月12日，欧元区国家和英国政府首脑的标志性会晤，既表明了欧盟国家的协同意愿，也为未来的负面发展埋下伏笔。在本次会议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同意采取一致的方式应对危机。这套方案以英国提出的方案为基础，包括提高流动性支持、政府对银行债务的担保，以及主要通过向大众发行混合工具的方式完成资本补充。从短期看，这可以让市场参与者重获信心，也标志着危机最为混乱的阶段结束。但是，这个决定要求每个国家用自己的方式单独处理国家银行业的问题，而没有统一安排考虑，这为最后无法解决监管松弛和监管宽容开了口子。 　　第五，不鼓励跨国收购。欧盟市场对公司的控制，包括跨国银行收购兼并等项目，都被欧盟委员会严格控制。所以，欧盟国家政策制定者不能在公开场合表达限制外国银行收购国内银行的政策。但是，至少在危机发生的前五年，在本国银行不能保持独立时，欧盟成员国更加希望本国银行被本国银行收购（即本土化），而非落入外国收购者手中（一个例外是法国巴黎银行对比利时富通银行的收购）。 　　例如，2008年前期，当交易损失使得法国兴业银行岌岌可危时，法国总理匆忙宣布兴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