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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古典悲剧传统与现代悲剧理念 　　摘 要：中西方戏剧发展，因扎根土壤和生长环境差异，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悲剧精神、美学价值和艺术个性，中国悲剧也因此呈现出与西方悲剧不同的精神风貌。本文试对中国古典悲剧传统与现代悲剧理念做简单梳理。 　　关键词：悲剧 古典 现代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由于其植根土壤和生长环境的差异，会形成独特的悲剧精神、美学价值和艺术个性。“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是分属两个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它们具有不同的根源，不同的发展过程，不同的特性。”[1]中西方人们由于各自历史文化实践活动的差异，必然导致审美文化心理和文学艺术实践活动的不同，中国悲剧也因此呈现出与西方悲剧不同的精神风貌。 　　一、中和之美：古典悲剧精神的特立独行 　　在中国古典文学文论中，虽然没有繁荣的悲剧历史和悲剧论著，但是以哀怨、忧患为特征的人类悲剧意识仍然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相适应，并且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之中。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的悲剧意识，最早主要表现在诗歌领域，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开创了以怨为内涵的悲剧理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意识在元明清的悲剧性戏曲创作中得到集中体现。南戏开我国悲剧性戏曲创作之先，元代是我国悲剧创作的黄金时代：关汉卿的《窦娥冤》、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都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作品。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明代文艺思潮中出现情与理的冲突，重视人的真实情感和个性解放的哲学思想对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直接影响。汤显祖的《牡丹亭》和孟称舜的《娇红记》通过对主人公爱情悲剧的展现揭示了社会现实的不合理，体现出的悲剧意识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和现实基础。明代进步思潮在清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反对专制统治的民本思想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具有积极影响。洪?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以爱情故事为基本线索，但其中沉浸着家国兴亡的悲痛感伤，在悲剧艺术美学特质的表现上堪称古典悲剧的典范。作家通过对世事兴衰的巨大社会内容的展示获得真正的悲剧价值和意义，悲剧内涵由此丰富起来。 　　“中国古典悲剧的样态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凝结”，[2]中华民族的悲剧精神和人生态度在戏剧创作中得到充分表现，使悲剧性作品具有美学特殊性。中国古典悲剧冲突多以伦理的善与恶的方式构成，冲突的尖锐性不明显，冲突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往往形成以强凌弱、以恶欺善的局面，如《窦娥冤》中张驴儿父子与窦娥、蔡婆的冲突。在矛盾冲突中悲剧人物难以迸发超常激情和抗争行为，悲剧人物往往又是弱小人物，容易引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所以悲剧情绪多是伤痛、悲哀之情。善恶冲突中悲剧主人公多为被动承受冲突，因此主人公往往由于外部环境的压迫陷入艰难境地，表现出无从选择的悲哀。悲剧作品更多表现和宣扬处于人生逆境与苦难中的伦理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往往表现为为他人而陷入苦难之中，所以我国的古典悲剧作品更多是英雄性的悲剧，悲剧性不强烈。根据高潮决定性质的理论，我国古典悲剧虽然没有以截然的悲或喜的状态呈现，但是高潮部分和冲突类型决定了其悲剧形态。 　　我国古典戏剧多追求大团圆结局，呈现出“先离后合”、“始穷终达”的面貌，往往以此淡化悲剧性，削弱人物的悲剧精神。有的即使情节本身不能导致团圆，也要以虚幻方式或心理补偿抵消悲剧气氛，例如《汉宫秋》以斩毛延寿结尾、《娇红记》以羽化成仙结尾等。因为大团圆结局容易削弱悲剧思想性，所以一直招来许多研究者的批评，但是大团圆模式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国古典悲剧采用大团圆结局显然继承了儒家的中和思想，团圆之趣从传统角度看是一种中和的美学理想或美学追求的体现。由于乐感文化的民族心理结构，观众在审美趣味上也倾向于乐观基调，剧作家在创作悲剧时必然考虑观众的审美指向，潜在规定了剧作的情感取向。大团圆结局既是中国文化的衍生物，又是中国文化的表征。中国古典悲剧讲究悲喜相乘，强调悲怒哀乐多种情感在悲剧艺术中的综合运用，与西方古典悲剧一悲到底的风格不同，《窦娥冤》、《赵氏孤儿》、《娇红记》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渗透着喜剧因素，既充满悲苦情调，又交织风趣色彩，在审美上起着对比调剂的作用，构成了中国古典悲剧性戏曲鲜明的民族特征。另外，中国悲剧人物的毁灭与牺牲不像西方传统悲剧一样着力塑造人物的生存意义和自我人格，而在于完成理性地认同某种道德意义。例如《赵氏孤儿》中，公孙杵臼与程婴为挽救忠臣之后，不惜牺牲自身性命与亲生骨肉，他们在此实际是认同“忠”与“义”的道德观念，成为它们的化身或代表。这就决定了悲剧人物只是为达成某种高尚信念或认同某种道德模式而忍受痛苦甚至毁灭，道德评判意识强化了戏剧的教化功能。上述特点决定了中国悲剧作品少有惊心动魄的激越之情，它以哀而不伤、缠绵悱恻的平静中和之美浸染着欣赏者的心理情绪。 　　二、高峰建构：现代悲剧观念的喷薄而出 　　鸦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