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屋顶建筑的解禁：民族的还是盲目的？精要.doc

大屋顶建筑的解禁:民族的还是盲目的？ 【摘要】 为人们俗称的大屋顶，是具备近现代功能的仿中国传统形式的仿古建筑，也称为“民族形式建筑”。 其特点是建筑带有曲线和较大出檐的大屋顶建筑材料、结构和功能却是近现代的。1920年代到1930年代、1952年到1956年、1958年到1959年中山陵开启建筑界的“大屋顶模式”面向全球征集中山陵建筑设计方案明确提出：“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者，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借用了明清帝王陵的许多元素作为国民党政权新首都的南京，很快迎来了一份由几个美国人主导的规划，即著名的《首都计划》。宜尽量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凡古代宫殿之优点，务当一一施用”。 “中国固有之形式”几乎和“古代宫殿”画上了等号。何来许多“大屋顶”：1930年代席卷沪宁的“最炫民族风”何来许多“大屋顶”：1930年代席卷沪宁的“最炫民族风”“顶”“古代宫殿”席卷沪宁上海市政府大楼南京小红山官邸（美龄宫）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 图为中华圣公会教堂 图为原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 这幢东西宽度近百米，在“中外观瞻”方面赚足了眼球的市政府大楼，却难掩其在建筑上的诸多失败之处。如为了凸显市政府大楼的中心地位，建筑体量必须十分宏伟，而市政府办公用房并不需要如此巨大的面积，于是食堂也被塞进了楼内。为了在外型上追求地道的古典样式，建筑外观与内部功能出现严重脱节，如每层楼的窗户造型各异，一层外观为台基，因而开窗只能细长狭小，顶层更是因为位于大屋顶檐下而只能在斗栱与斗栱之间开一些异形的小窗以勉强通风。耗资高达77万余元“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国际形势的制约，中国在外交上选择了对苏“一边倒”的战略。苏联专家不仅仅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也带来了当时在苏联盛行的建筑理念。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建筑思想是“以民族的形式”表达“社会主义的内容”。苏联派出大批专家来华指导工作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指导思想方面听从苏联专家的意见是当时党的既定方针。北京突然出现了一大批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建筑。据统计，1952年有大屋顶的新建筑面积5万平米，1953年17万平米，1954年22万平米这股大屋顶之风不仅流行北京，而且风靡全国。较为熟知的有三里河“四部一会”大楼、北京友谊宾馆、总政地安门宿舍楼、北京建工部大楼。 图为接待苏联专家的友谊宾馆 1954年，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开始扭转斯大林时期的各项政策基本否定了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方针和政策昀王蓉王军：《城记》第138-139页。李路珂等：《北京古建筑地图(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1959年5月，建筑工程部和建筑学会在上海召开了“住宅标准和建筑艺术座谈会”，提出建筑的风格要有时代性和民族性，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新风格，基本承认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是民族性的代表北京站、农展馆、民族文化宫 图为1989年建成的北京西客站 北京西客站自建成就受到很多争议。生硬的“小亭子”与“洋房”的拼凑，用8000万元使“滥建’小亭子’之风越吹越盛，变本加厉，最终发展到建设一座登峰造极的超级’小亭子’。 华而不实、大而不当、费而不惠更是使西客站成为北京五大争议建筑之首。 （二）原因---为何掀起大屋顶的“最炫”民族风？ 政治对建筑的干预---建筑师在决策上的无话语权 从上述背景可以看到，无论在民国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屋顶都只是政治对建筑干预的一种形式。以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例，建国后“大屋顶”建筑的盛行，苏联专家是主要的推手建筑的问题用阶级斗争的政治语汇表达了出来。，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一致认为应该学习苏联的建筑理念教育部长钱俊瑞在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讲话中甚至提出，我们现在还没有经验，开头不妨先“教条主义”一下，把苏联模式整套搬过来再说。得到中国方面的支持，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建筑问题上也大量介入，“事实上，北京许多建筑上的‘大屋顶’都是负责审查图纸的苏联专家硬加上去的。”众多重要的中国建筑戴着不合适的大帽子，耸立在大街上，并且作为 中国主要城市的标志性景观建国初期受到内政和外交的影响，政策又是翻云覆雨，建筑师的一项设计一会儿受到肯定一会儿遭到批判，导致他们在设计问题上谨小慎微，不再敢进行大胆的创新。建国之后民族风格建筑的勃兴起到关键作用的是苏联专家的建议，梁思成的奔走也与此有很大关系?王军：《城记》第13-140页。具体到“大屋顶”的问题上，他认为，过去那种“洋房中国帽”式的建筑，“问题在底下的洋房而不在瓦顶”。“我们过去曾把一种中国式新建筑的尝试称作‘宫殿式’，忽视了我国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