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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思维在法学本科教育中的定位及培养 　　【摘要】类比思维是沟通已知和未知的桥梁，贯穿于立法、司法和法学教育之中。人才培养目标模糊、教学方法单一和课程设置不当导致类比思维的缺失。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应当重新审视法律思维地位，改进教学方法，优化课程设置。 　　【关键词】类比推理；类推适用 　　一、类比思维在法学本科教育中的定位 　　所谓类比是依据两个（或两类）对象之间在某些方面属性的相似或相同而推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或相同的逻辑认识方法，包括拟人类比、直接类比、象征类比。[1]类比是以事物之间比较为基础，联想指引类比的方向，相似性的判定左右类比的成败，将已知事物的属性推广至未知事物乃类比的目标。类比思维开放性强，横向跨度大，是沟通已知和未知的桥梁，具有创新性，广泛运用于科学研究中，亦贯穿于立法、司法、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之中。 　　首先，类推适用是司法机关填补漏洞的主要方法。大陆法系曾非常推崇法典万能主义，法官仅需而且必须绝对服从立法。然而，立法者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法律文本的天生模糊性导致法律不圆满，立法与司法之间难免出现裂痕。成文法本身并非完美无缺，而法官又不得拒绝裁判，必须填补漏洞。从案例出发，法律工作者必须先研究有关的法律规范……接着，他必须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确定规范的意义及其适用范围。如果缺乏相应的规范，则他必须检查是否存在类推的可能性。[2]类推适用就是司法机关在法无明文规定时比照与系争案件最相类似的法律条文予以适用。这一司法技术实际上赋予了法官能动造法的职权。 　　其次，授权式类推适用规范是立法机构化繁为简的重要手段。类推并非司法机关的专利。有的法条为避免繁琐重复，在构成要件或者法律效果上指示参照其他法条方能确定，此即授权式类推适用规范。依《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6条，名义股东处分股权，实际出资人请求认定处分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股权异于所有权，但在善意取得适用方面可以类推。由于立法者本身拥有立法的权力，因此其类推创立的规则的合法性一般是能得到普遍认可的，即使人们有可能怀疑立法的“合理性”。而法官通过运用类推的技术，弥补法律漏洞，创设新的法律规则，这样的做法却遭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双重质疑。[3] 　　再次，类比是教师引导学生知识迁移的有效策略。东方人善于类比思维，从不同事物中由此及彼，触类旁通。西方人则擅长演绎思维，从一般的原理、原则推及到个别具体事例。因此，类比符合中国人传统思维习惯。教育心理学一般认为，迁移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当人们遇到一个新问题（目标问题）时，常寻找过去的熟悉问题（源问题），并运用源问题的解决方法和程序去解决目标问题。学习并不仅仅是新旧知识的简单叠加，有效的学习常依赖于从记忆中提取相关旧知识，并以此为基点比较和深化。类比迁移能够拓宽学生知识面，便于科学探索和发现，培养创新性人才。 　　二、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中类比思维的缺失及成因 　　第一，人才培养目标模糊抑制法律思维生长。改革开放三十余载，我国法学教育历经恢复、壮大和高峰阶段，速度惊人，规模庞大。但是，法学本科教育质量每况愈下，毕业生就业前景不容乐观。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目标究竟为职业教育、精英教育抑或通才教育，学者莫衷一是。人才培养目标关系到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等诸多方面。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目标究竟为职业教育、精英教育抑或通才教育，学者莫衷一是。中国5个层次的50所高校法学院系的网页资料表明，80%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18%为复合人才培养模式，2%是通识人才培养模式。[4]人才培养目标混乱引起教育理念发生偏离。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一直注重于法律知识传授，轻视职业技能提高和法律思维训练。这造成学生实践能力偏弱，法律思维匮乏。 　　第二，教学方法单一挤压类比的空间。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本科教育采用“填鸭式”教学方法，教学场所限于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学过程中，教师照本宣科，主要讲授各项法律制度的含义、特征、历史沿革、性质、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等，即便引入个别案例，也是加以点缀，以此验证理论的正确性。学生则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缺乏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该教学方法重教师讲授，轻学生思考，师生互动性差，学生厌学情绪浓厚。该模式的产生与我国继受大陆法系历史传统息息相关。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审判原则指导下，法官运用司法三段论裁判案件，即以法律规范作为大前提，以具体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进而推导出结论，形成法律裁决。从思维进程看，司法三段论其实由“一般”推出“个别”，属于演绎推理。可见，该教学方法重演绎推理，轻类比推理，无视待决案件的复杂性，简化大前提涵摄小前提的论证过程，引致理论和司法实践严重脱节。 　　第三，课程设置不当阻碍类比的深化。教育部确定了法学学科16门主干课，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