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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兴盛与危机》和《开放中的变迁》的书评 《兴盛与危机》和《开放中的变迁》是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利用整体演化论对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段大跨度的中国历史进行研究，提出“超稳定结构假说”的两本著作。他们所用的整体演化论方法论是他们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 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当文化大革命中的乌托邦幻灭，一系列被掩盖着的社会问题纷纷涌现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新中国统治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封建主义的某种传承。于是，在这种历史感的促使下，他们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转向社会科学。他们将自然科学中的控制论和系统论引入历史研究，发现从秦汉到新中国的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组织方式一直没有变，这就是社会的整合建立在人们对统一意识形态的认同上。他们将他们的思考写成一份六七万字的提纲。70年代中期，他们在河南郑州大学任教期间，构思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 然而，近代中国宗法一体化结构遭到了比自己先进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这种冲击超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应付能力的极限。清朝统治者企图在保持宗法一体化结构不变的前提下，推行防卫现代化，开始了洋务运动。然而，洋务运动是作为一体化结构全面复苏的一部分来推行的，它不可能带动整个社会向现代化转化。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防卫现代化上的失败造成了儒家意识形态的局部认同危机，戊戌思潮兴起。但由于广大士大夫仅仅对儒家意识形态的社会观和哲学观处于怀疑中，还难以接受任何一种新的社会观，政治改革难以推行，戊戌变法失败了。戊戌变法失败后，意识形态顽固派在朝廷官员中占了上风，他们全面否定洋务和变法。在这种气氛下，义和团运动爆发了，清廷利用义和团反洋人，立即遭到更多国家、更大规模的侵略，此即庚子事变。庚子事变引发了更大、更深的意识形态局部认同危机，广大士大夫由怀疑意识形态变为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于是，清廷不得不实行新政。清末新政的鼓励工商业、兴办新学堂、废科举等反向调节政策，促使社会出现绅士城市化现象，并且新知识分子也开始出现。绅士城市化给当时的一体化结构造成了两个长期性后果和一个短期性后果。一方面，绅士城市化造成地方绅士乡自治的衰落和宗法家族作为农村基层组织的逐步瓦解。另一方面，绅士城市化促使中国近代城市兴起，并出现绅商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长期后果使中国基层组织和经济结构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短期性后果就是绅权进城后与官僚机构相对抗，以致最后城市化的绅士与革命党人联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摧毁了一体化上层官僚机构。 辛亥革命后，城市化绅士和知识精英企图以城市化绅士和军人为主体，在一体化中下层基础上建立类似西方民主政体的上层组织。但是由于宪法和民主政体的权威难以确立，行政现代化、军事国家化难以实现，民主共和国如海市蜃楼一般消失了。袁世凯独裁并企图恢复帝制，洪宪帝制流产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城市化绅士的统治地位被军人取代，军阀和乡间地主结合后形成一个个军绅政权。农村受到更大的破坏。 民初城市化绅士建立宪政的失败，使传统绅士不得不为日益严重的社会整合危机负责。因此作为绅权意识形态基础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开始受到怀疑和批判，儒家意识形态出现全面危机，近代新式教育培养出的突破了伦理中心主义的新知识分子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批判儒家伦理、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但是知识分子只意识到要批判儒家意识形态，而并没有意识到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这种组织方式也需要抛弃。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方式这种深层结构尚在制约着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在抛弃旧意识形态时，急于寻找整合社会的新意识形态。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分子在抛弃旧意识形态时采取一种不触动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组织方式的“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他们在反传统时难以区分他们所憎恶的政治规范和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整体性符号般的抛弃，有“藉思想文化以解决社会根本问题”的思想方式；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虽抛弃了旧意识形态的内容，但仍然习惯于旧意识形态那种整理知识和价值系统的方法，于是儒家文化深层结构与逆反价值相结合，在中国形成了唯物论科学主义、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等主流思潮。这三种主流思潮有制约着知识分子对新意识形态的选择。新文化运动早期，人们把西方视为实现了“科学”与“民主”这些新价值的典范，但是巴黎和会西方以牺牲中国的利益维护其殖民利益，粉碎了西方在道德上的先进形象，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把西方作为理想社会的点范。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展现了一个来自西方，却又批判资本主义、超越西方社会制度的新模式。于是，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同样，三民主义在中国的演变也顺应了这几种主流思潮。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三民主义吸收了社会主义、科学主义、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