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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青年鲁迅对西方之接受 　　摘 要：本文以鲁迅留日期间发表的三篇重要论文为主要依据，试图论述青年鲁迅对西方的接受。通过对这三篇论文之两个焦点即“人”与“心声”的探究，发现在鲁迅从西方所接受的作为“根柢”的“人”之中的宗教性，并在这一维度上认识青年鲁迅对西方的接受。 　　关键词：人 心声 宗教性 　　所谓“青年鲁迅”，指的是从1902年赴日留学至1909年归国这段时期的鲁迅。而所谓“对西方之接受”，是指鲁迅对西方整体之接受，不独指文学，还包括哲学、科学、社会变革等诸领域；然而对于鲁迅而言，他所把握的固然是作为整体的西方，其焦点则在文学。这一时期鲁迅的工作，主要在翻译和论文两部分，而其对西方之接受，更为直接地，是体现在其论文中。这一时期的论文，又以《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为最重要――这三篇论文，就是本文论述的主要依据。 　　日本学者伊藤虎丸认为：“年轻的鲁迅就是这样在尼采、克尔凯戈尔和易卜生等人身上感知到了处在欧洲文明根柢里的东西。”①56也就是说，青年鲁迅对西方所把握的，不是作为枝叶的那些东西，而是作为根柢的那种东西。“这也同时意味着他那时并不是把这些‘偏至’结果的各种‘主义’作为可以随意更换的部件来把握，而是在其整体性中（不是以文学、科学、政治等等分裂形态）对孕育出这些主义的欧洲近代来加以把握。”①56伊藤虎丸认为，鲁迅在把握到西方文明之根柢的同时，西方文明的各领域在鲁迅那里就不再是分裂的而是有机的，是作为一个整体被把握的。 　　那么，这是否为确论？若为确论，则所谓“根柢”究竟是什么？ 　　谈论“年轻的鲁迅”，最方便也最可靠的，就是从《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这三篇论文谈起。《摩罗诗力说》由“古国文化史”论起，引出“诗人撄人心者”论，述“诗人之心声”对人性乃至政治战事之影响力，进而引出“摩罗诗派”，其后分述裴伦（拜伦）、修黎（雪莱）、普式庚（普希金）、来尔孟多夫（莱蒙托夫）、密克威支（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斯洛伐茨基）、裴彖飞（裴多菲）等诗人之创作与生平。《文化偏至论》从对各种“效西方以救中国”论之批驳始，批驳后则梳理西方文明“偏至”的发展道路，并得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生存两间……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结论。《破恶声论》立意在破当时充斥着中国舆论界的各种非由心生的“恶声”，而希冀于“心声”与“内曜”之发；所批驳之“恶声”，包括“国民论”、“世界人论”、“破迷信论”、“崇侵略者论”，而其立场则为：尊“个性”、“白心”、“信仰”，贬“从众”、“无白心”、“利力心”。 　　观三篇论文之主旨：《摩罗诗力说》呼唤摩罗诗人即“撄人心者”之诗人出，发“心声”，以破中国之萧条；《文化偏至论》实际上回答了“应当学习西方的什么”（答曰：作为其根柢的“人”）和“怎样学习西方”（答曰：“去其偏颇，得其神明”）这两个问题；《破恶声论》则力破当时中国之“恶声”，以冀“心声”之发。 　　从这三篇论文中看，鲁迅确实是把西方文明作为一种由某种“根柢”而发的整体来把握的，而其“根柢”，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根柢在人”；他以这一认识贯穿其对作为整体的西方文明的把握，因此，在鲁迅那里，西方文学、哲学、科学、社会、政治、历史等诸领域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一个有机整体。由是观之，伊藤虎丸之论确矣。而本文所论“青年鲁迅对西方之接受”，亦可聚焦于作为“根柢”的“人”上面。 　　将这三篇同作于1907-1908年、同发表于1908年《河南》月刊上的三篇论文视为一个彼此补充、彼此阐释的“三部曲”，当无大错。鲁迅所把握的作为西方文明之根柢的“人”，将在这三篇论文的彼此关联和激发中，获得更为深刻、完整而生动的显现。 　　伊藤虎丸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说：“如果说《摩罗诗力说》的写作动机在于‘心声’绝迹的寂寞，那么可以说，《破恶声论》是出于对充满恶声的愤怒，二者互为表里。”①57此解甚为精炼。“心声”是两篇论文的共同主题，只是侧重有所不同；可以说，《摩罗诗力说》是唤“心声”，《破恶声论》则是破恶声以唤“心声”。 　　那么，为什么“心声”如此重要呢？“故病中国今日之扰攘者，则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志士英雄，顾蒙帼面而不能白心，则神之恶浊，每感人而令之病。奥古斯丁也，托尔斯泰也，约翰卢骚也，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②304在这一段《破恶声论》的论述中，鲁迅将“志士英雄”与“人”对立起来，说“病中国今日之扰攘者，则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那么，什么是所谓的“志士英雄”呢？“顾蒙帼面而不能白心”者也，就是遮掩着自己不能坦白其心的人。随后鲁迅没有直接解释他之所谓的“人”，而是举奥古斯丁、托尔斯泰和卢梭三人之《忏悔录》为例，赞扬其中洋溢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