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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记载的钓鱼岛：日史料证主权属中国 中国文献中的钓鱼岛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早在公元7世纪成书的《隋书·流求国传》中，就记载有高华屿（即钓鱼岛）。1221年南宋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一书也提到钓鱼台、赤屿。从1372年（明太祖洪武五年）开始，明太祖便派杨载作为册封使出使琉球。琉球的中山王也遣其弟随杨载入明，朝贡受封。明帝赐闽人36姓善操舟者赴琉球，令往来朝贡。此后，历代册封使几乎都留下关于钓鱼岛列岛不属于琉球而属于中国的历史记录。 一般认为，明朝最早记载中国人利用钓鱼岛赴琉球的文献是1403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书中记载的名称为“钓鱼屿”和“赤坎屿”，即今天的钓鱼岛、赤尾屿。这证明，钓鱼岛列岛最迟是在1372年至1403年之间，即被中国赴琉球的册封使船最先发现并作为海上航行的标志予以利用的。这比日本人“发现”这些岛屿要早约500多年。 1534年，明朝册封使陈侃与前来迎接的琉球人一起乘船赴琉球，并在《使琉球录》中明确记载：“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古米山，又称姑米山、古米岛，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夷人指当时船上的琉球人。这表明，当时的琉球人认为过了钓鱼岛，到达古米岛（久米岛）后才算回到自己的国家，而钓鱼屿、黄毛屿（黄尾屿）、赤屿（赤尾屿）等则不属于琉球。 1556年6月郑舜功奉命赴日考察半年后撰写了《日本一鉴》一书。该书“万里长歌”篇中通过描述海上航线，明确记载了钓鱼岛属于台湾附属岛屿：“取小东岛之鸡笼山，……约至十更，取钓鱼屿。……自梅花渡澎湖，之小东，至琉球，到日本，为昔陈给事出使琉球时从其从人得此方程也。……而澎湖岛在泉海中，相去回头（注：古代福建的回头屿，现称围头屿）百六十里。钓鱼屿，小东小屿也。”所谓“小东”，即当时明朝人对台湾的一种称呼。 这说明，郑舜功经钓鱼岛赴日本时就已认定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 此后，1561年的册封使郭汝霖所著《重编使琉球录》中也有以下记载：“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这段话更清楚地证实，当时中国已将钓鱼岛列岛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屿，即现在的赤尾屿作为与琉球分界的标志。1606年，册封使夏子阳所写的《琉球录》中也说，看到久米岛后，琉球人认为到家了而特别高兴，久米岛上的头领出来迎接，奉献了几只海螺。 此外，早在明代，钓鱼岛就已被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海上防区。当时，倭寇十分猖獗，经常伙同中国当地海盗骚扰中国浙江、福建沿海一带。1561年，明朝军事地理学家郑若曾绘制的“万里海疆图”、明朝荡寇名将胡宗宪与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1621年茅元仪绘制出版的中国海防图《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等，都标明了“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并将其视为抵御倭寇骚扰浙闽的海上前沿。这有力地证明，早在明朝中国便确立起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实际管辖权。 到清朝，中国与琉球的界线在钓鱼岛的赤尾屿南面海槽一带，已成为中国航海家的常识。清朝第二次册封史汪楫1683年赴琉球，翌年写下《使琉球杂录》。该书记载了他途经钓鱼岛、赤尾屿后为避海难祭祀时船上人告诉他船所经过的海槽（当时称“过郊”或“过沟”）即“中外之界也”。 当时，对日本及琉球影响最大的是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1719年赴琉）所著《中山传信录》。该书被译为日文，成为日本人了解琉球的重要资料来源。该书指出册封使赴琉球的海上航路是：由闽安镇出五虎门，取鸡笼头，经花瓶屿、彭家山、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取姑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马齿岛，入琉球那霸港。括号中“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系徐葆光特意加注的。“镇山”古代原指主山。这里的所谓“界上镇山”，无疑是指中国钓鱼岛列岛中的赤尾屿与琉球那霸西南海上边界的主岛。另外，还记载“福州五虎门至琉球姑米山共四十更舟日”，这也是将琉球的姑米山（久米岛）作为中琉两国分界的有力佐证。 古代琉球王国文献记载 琉球王府权威史书琉球宰相向象贤监修的《琉球国中山世鉴》（1650年）转载明朝册封使陈侃“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之说，认定赤尾屿及其以西岛屿非琉球领土。1708年，琉球大学者程顺则在《指南广义》一书中也称，姑米山（久米岛）为“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该书在康熙册封使徐葆光赴琉10年前即完成，故《中山传信录》关于姑米山乃“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一语系引自该书。 这说明，至迟在18世纪初，中、琉两国便认定双方海上边界在久米岛和赤尾屿之间。当时，琉球的贡船从那霸出发，先要在姑米山或马齿山（今庆良间诸岛）停留候风，待顺风后才开洋出国，驶往福建。康熙册封使徐葆光只不过是确认了琉球大学者程顺则的边界认定而已。 而据琉球学者东恩那纳宽惇1950年出版《南岛风土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