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台统治及回归后.docVIP

本文的试图论述陈仪如何面对一套日本复杂的近代殖民地统治技术，由此分析他治台失败的原因。[1] 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政府的统治技术分析 日据时期的台湾政治现实简单，人口占少数的日本人统治了占人口多数的中国人。 根据《中日马关条约》，日本对台湾拥有了法律上的主权。但是，日本人并非和平的获得统治，而是通过了长达一年，历经大小百余仗的军事征服活动才获得事实上的统治权。正是因为这样，日本在台湾建立的殖民地政府，一开始设置就不是民事的，而是为军事镇压服务的。根据1895年3月日本政府颁布的“六三法”，殖民地立法采取委任立法制度，授权台湾总督得以颁布具有法律效率的命令。“六三”法案的根本目的是将台湾作为日本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实施与日本本土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把一种的类似军队体制的近代化殖民政治施行台湾。1895年8月，起先由日本军部公布《总督府条例》，政府归军令系统指导，实施军事统治。1897年，总督府却连续爆发“疑狱事件”、“桧山铁三郎事件”和“野孟矩非职事件”，使得台湾总督府不得不实行改革，而提出“台湾总督府官制”，经日皇颁布实施，因军部的坚持，仍采用武官总督制。[2]随后军事活动渐趋平缓，1919年后，武官统治曾经告一段落，解除了总督的军事权力，进入“文化统治时期”，政府的直接军事活动有所减弱。但是政府的军事性质并没有改变，和以往统治台湾军官一样，殖民地政府所有施政措施都来源于总督的命令，所有行政机关都为总督一人施政服务，没有分权制度，也几乎没有自治机关。1936年，因时局需要任命武官小林跻造为总督，重新赋予军权，这项任命没有遭到任何反对，这足以说明殖民地庞大官僚机关实际上和一支军队差不多。总督府的一切政治措施，其目的是为了完善这种带有军事性统治权。 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一般是把持的武力，通过与当地上层的合作，通过代理人，实行金字塔式的权力统治模式。与此统治不同，日本在台湾并没有大规模的使用当地人实行间接统治，而是直接由日本人负责一切统治任务，一切权力都通过严格的几乎是一对一的监视来实施，防止层级式的权力金字塔在台湾出现。起初，这种统治模式让日本政府花费不小。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大约８０００万日元，而台湾的统治经费每年高达６００到７００万日元，成为日本政府的一个沉重负担。出于经济考虑，日本政府内部甚至出现了不如卖掉台湾的议论。[3]昂贵的占领费用要求一种廉价而又高效的民事政治来代替直接的军事统治。日据时期，新发展起来的三项制度体现了台湾的民事政治是一种高效的近代统治技术： 统计制度 日据时期，总督府的行政决策对统计调查的依赖到达了迷信的程度。核心是建立一套大规模的调查统计制度作为施政决策的依据。后藤新平（1857－1929）是日据时期关键人物，他说道： “治理台湾的方式绝对不是把成功的日本经验套在台湾人民身上。我们以生物学上的比目鱼为例，比目鱼的两眼长在身体的同一边。若你一定要把比目鱼的眼晴改装在身体的两边，那就是违反了生物学的原则。比目鱼眼晴之所以长在同一边是有生物学上的必要才产生的。在政治上亦同，我们必须先了解台湾人的习性，依据其习性定出一套管理办法才有效。” 因此后藤掌权后就根据这个生物学的原理，设立社会科学调查机关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并进行地籍调查和人籍调查。再依据所得的报告设计治台方法及相关的法律。[4]以后，殖民地政府相继完成了《台湾林业调查》、《台湾土地调查》、《台湾宗教调查》等等，事无巨细致，无一不登记在册，殖民地施政决策非常依赖这些调查报告，形成了严密调查统计制度。这一政策直接绕开了依靠上层精英提供统治信息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往往因讨价还价使权力对象模糊不清。调查统计过程找到了广泛的权力对象，使得殖民地政府直接面对所有台湾人民。 教育制度 核心是不遗余力的推动语言同化政策和专业技术普及教育。日据以前，台湾的教育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教育没有什么不同，主要以私塾教育为主。私塾可分为三种：一为读书之士自行开设者。二为乡保邻里集资设立而延师教读者。三为由地方仕绅殷户独力延师在其家中设学专授其子弟者。私塾的目的有两种，一为普通教育之性质，使子弟有普通读书、识字、写字的能力，称之为“蒙馆”。另一为预备教育之性质，使子弟准备他日应付考试求取功名，称之为“经馆”。一般就学年龄在七岁，开学多在农历二月间，学年结束在农历十二月间。修业年限随儿童资质、家庭经济自订，或二三年、七八年不等，可见这种教育的核心是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教育，实际是父亲对子女权力的延伸。相反，日据时期初等教育则以国家权力为中心，它代表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其特点为： 1、实行差别教育：小学校(日人就读)、公学校(本省人就读)。 2、1937年以后，国民学校不许学汉文，禁说客家话、闽南语，违者加以体罚或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