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点.docVIP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点 　　企业转型要有盈利预期，经济调整时期也是低效率企业被淘汰，从而实现优胜劣汰和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最佳时机，但也正是这个时期，政府最容易受到增长压力的驱使，干预市场经济内在的调节机制和产业自身的演进规律 　　概括地讲，过去30多年中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有关制造业发展的热烈讨论大致就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个是主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讨论的制造业“补短”问题，另一个就是在本世纪以来讨论的制造业“转型”问题。补短问题提出的背景是，当时中国工业整体的体量还比较小，由于受到资金、技术等一系列约束，基础原材料、生产装备等行业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发展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些产业做大，从而缓解其对制造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效应。进入新的世纪，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资金和成熟技术不再是制约制造业发展的稀缺资源，工业规模快速扩大，产业结构臻于完备，中国制造业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产业体系。这时，如何通过转型为国民创造更多的价值、改变在全球竞争中受制于人的局面，就成为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虽然如果回到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起点，也几乎没有人能够成功识别和预测实现中国制造业大发展的关键点所在。但今天回头看，我们大致可以讲，解决中国制造业补短问题的改革关键点，一是财政体制改革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二是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改革利益诱致下政府高度管制的产业不断对外资和民营经济开放，从而形成了公共资本和社会资本被充分动员并大规模进入制造业的局面。按照这种逻辑，站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新周期的起点，我们很自然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再过20年或者30年中国制造业成功完成了转型升级，那么释放中国制造业潜在力量的改革关键点到底在哪里？相对来说，解决转型问题比解决补短问题更具挑战性。因为从解决问题的方向看，解决补短问题的过程基本上就是重复发达国家工业快速发展的一般路径，产业发展总体上有章可循；从解决问题的动力机制看，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主要是垂直分工关系，另一方面国内的结构调整主要是新的企业和产业部门的培育，补短作为一个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博弈均衡结果，对于几乎所有的经济主体都是激励相容的。转型问题则不同，从解决问题的方向看，任何发达国家的后发赶超或转型都走了与之前国家不同的道路，并在转型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制造业竞争能力；从解决问题的动力机制看，在全球竞争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国内竞争由增量投资竞争向存量优胜劣汰转变的过程中，利益冲突也会变得更加尖锐。有关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讨论应当尽快锁定在识别和攻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点上来。 　　按照制度演进的逻辑，思考改革关键点问题的逻辑起点，应当是分析哪些改革能够保证真正转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可以获得比不转型企业、不创新企业更高的经济回报。直截了当说，有效的旨在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改革方案，就是要能够促进形成创新者的“赚钱效应”。现在各级政府正在广泛采用的补贴或奖励等政策层面的措施在特定的条件下对于促进形成创新者赚钱效应也有作用，但更主要的，是要通过制度建设形成市场自身的奖优限劣、优胜劣汰的机制。不管是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甚至计划经济，都可以实现适者生存。但只有好的市场经济才能实现优胜而劣汰。中国有足够庞大的制造业企业群体，有足够强烈的改善和发展的抱负，只要有足够好的竞争秩序，创新者和创新性的转型行为不断涌现不是问题，关键是形成好的竞争规则。近年来，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常常将德国、日本作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榜样，并大谈德国和日本企业家如何耐得住寂寞、德国和日本产业工人具有如何优秀的工匠精神。但更需要我们向德国和日本学习的，是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和工业文化背后的制度基础。脱离了德国、日本的主银行公司治理体系、终身雇佣、强有力的工会、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无视德国、日本在工业化国家中劳动时间最短、劳资收入差距最小等典型事实，而在无序竞争、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劳资收入差距前提下徒讲企业家抱负和工匠精神，只会使工业文明成为空中楼阁。奖励创新而不是宣扬创新，才是促进创新的最有力方式。 　　虽然在制度层面识别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突破点是个仁者见仁的问题，但我们仍然愿意抛出我们的观点作为唤起更高水平讨论的基础。在对全球工业发展的历史、产业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以及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现实障碍进行综合考量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也是中国制造业需要补的三堂课，一是严格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二是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三是完善的企业信用体系。其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旨在解决我国收入水平提升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拉动作用弱的问题。消费升级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本动力。但国人汹涌的海外扫货和海淘代购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