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仁根：难得的强人.docVIP

徐仁根：难得的强人 　　1938年我出生在杭州萧山。正是抗战时期，日本人打到浙江，我还很小，稍有些印象，子弹在墙壁上打了很多洞。父亲在地上铺一张很大的竹垫子，用来晒粮食的那种，让我们都躺在下面。一定不能站起来，否则很可能被子弹打到。 　　我母亲生了8个孩子，因为条件不好，看不起病，相继走了3个――一个6岁，一个8岁，还有一个因破伤风，在接生后一个多月就夭折了。剩下我们5个孩子，4个兄弟，1个姐姐，我排行老三。 　　战乱年代吃饱饭不容易，农村更是青黄不接。往往秋季粮食吃光了，春季粮食还没出来，这时就只能吃野菜。我们拿着篮子到处去挖野菜，但还是吃不饱，一年起码有3个月吃不饱饭。 　　好不容易日本人走了，国民党苛捐杂税很多。整天派税，乡公所每年摊钱，你交多少，他交多少。交不出来的，厉害的他不敢动，不厉害的就被抓走，关押在一个地方。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亲被关在一个土监狱里，原来是一个寺庙。家里没粮食，母亲便向别人借了些黄豆，煮熟后给父亲送去。反正也没钱交，关几天就把他放出来了。 　　我两个哥哥都没读过书。那时候饭都吃不饱，还读什么书？农村人也不太懂这些。姐姐更没机会读书。后来弟弟有机会读书，但没考上学校。我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我为什么能读书？哥哥长大后，家里有了劳动力，可以干些重活。父亲有个愿望，因为祖祖辈辈都没有读书人，老被人家欺负，要告状都不会写，便希望有一个孩子读书。 　　我想读书是觉得农村太苦，就想有机会离开。我从6周岁就开始跟着父亲干活，农村种稻子，夏天要灌水，要把水抽上来。可能你们不太清楚，抽水要3个人用脚踩，又热又累。小时候我的愿望是当小学教师，教师在教室里讲课，不淋雨，不晒太阳，冬天也不冷。 　　我就给父亲说，我想读书，全家都赞成。在农村当地念完小学，考上杭州九中，开始住校。我得到助学金补助，学费全免，生活费交一半。生活费每月7块8毛钱，家里出3块多钱，其他国家补贴。 　　那时农村里穿的衣服都是对襟扣，就像现在的唐装。家里自己织的粗布，母亲做衣服纳鞋，把一个布条缝起来打个结。城里人很调皮，看到我就叫“乡巴佬”。 　　在学校我追求上进。初二就入团，半年后被选为学校团支部书记。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我年龄较大，我10岁才上学，班里排第三大。农村孩子比较老实，也听话，在校表现较好。二是学校里的运动会，从初二开始，3000米和800米这两个项目冠军基本被我包了，在同学中威信也很高。选为团支部书记后，大家也不再叫我乡巴佬了。 　　班里我成绩最好。初中念完后，直接保送到高中，高中三年我一直是团支部书记。考大学时，第一志愿我填的是大连海运学院船舶驾驶专业，主要为培养船长，可能我英语考得不太好，没被录取。第二志愿报的是吉林工业大学汽车系。 　　到綦江齿轮厂 　　“我第一志愿是西藏，第二志愿是新疆，第三志愿是川汽厂。分配时正好西藏和新疆都不要人，这样就分到了川汽。” 　　汽车很神秘，七八岁我都没看过汽车。我家附近有条公路，离庄稼地有十多公里路，我们几个小孩约着一起去看汽车，那时候有JMC、道奇等美国大卡车，看过后记忆很深刻。 　　我考上吉林工业大学内燃机专业。1959年8月底到学校去报到，先从萧山到杭州，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南京，再从湖口渡江。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一节节地开到船里渡江。经过徐州，到济南，等了大半天，坐车到沈阳。沈阳再等车，才到长春。 　　算起来，整整坐了四天四夜才到学校。学生可以买半票，但只能坐慢车，火车几乎每站都停，速度刚起来，又到站了。那时火车烧煤，没有空调，窗户全打开，白衣服变成黑衣服，头发上全是灰尘。 　　到学校就感觉很温暖，很多老同学来迎接新生，他们举着旗，敲着鼓。报到后，问有什么要求？我说，我什么要求都没有，我要赶快洗个澡睡一觉。大学里没有热水，就用凉水冲个澡。真是又累又疲倦，洗澡后就睡，连晚饭也不知道吃，第二天早上才醒。 　　不久，学校就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改到汽车底盘设计专业。什么原因？他们缺个团支部书记。发动机是心脏很重要，但汽车底盘也很重要，我说，我愿意服从分配。这样阴差阳错到了底盘设计专业。 　　在长春生活倒也习惯，对生活没考虑那么多，反正就是要把学业完成。刚上大学一年多，1960年11月我被批准入党。那时大学党员很少，学生入党很不容易。 　　生活相当困难，很多学生都浮肿，每班可能有三四个，都是营养不够。我身体还不错，没有浮肿，但一天到晚都感到饿。北方榆树多，春天到来后，弄些榆树叶放到高粱米里一起煮，榆树叶营养并不多，但好歹量能大些。 　　即使这样，我们也从来没有向组织发牢骚，一句怨言都没有。国家有困难，我们要克服，大家基本都是这种思想。所以学校里很平静，上课学习一点都没受影响。 　　大学5年，到1964年毕业，按志愿分配。我是党员，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