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宪政与税收.pptVIP

中国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执政者的合法性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做的种种论证。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另一方面其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广泛的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民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因此，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政治合法性经过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其合法性类型的更替经过了大致三个阶段： （1）从封建社会身份趋向的传统合法性到建国后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魅力型合法性类型。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政权都是建筑在传统合法性基础之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也动摇了王朝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身份取向的传统合法性。 （实质上陈胜、吴广就提出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新中国建立前，民族独立与国家的统一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势力基本上是从民族主义中寻求合法性的来源。 （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是我们党要求民众支持和统治合法性的支柱。 “文革”结束后，随着传统合法性的消失，“两个凡是”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形势的发展表明，执政党的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 （2）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的以经济增长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合法性类型； （3）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中国领导层一方面继续巩固邓小平时代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探索新的合法性基础等几个不同的阶段（杨帆，2002）。 进入90年代后期，“政绩合法性”开始出现亨廷顿所说的“政绩合法性困境”（康晓光，1999）。 第一，正如亨廷顿（1998）指出的，在民主国家，民众可以区分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政权的合法性。 在职的统治者做不出政绩，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但是，他们失去了合法性并不等于也失去了政权的合法性。（第59页）。 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下，由于选举制度没有推广到政权的核心，就无法在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政权的合法性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一旦在职的统治者的政绩差，那么这就不仅会威胁他们的执政合法性，也会威胁到制度本身的合法性。 第二，正如斯托利（Story，2003）指出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这种合法性建设模式的效果就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因为，如果将政权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增长之上，国内经济就必须能够承受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一旦经济放缓，失业率剧烈上升，那么，执政党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第三，如果说绝大多数社会团体都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获益，那么，到90年代中后期，从经济改革中获益的主要是80年代改革过程中获益的既得利益集团，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社会团体越来越少，社会公正问题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姚洋，2004）。 三、税收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主义(法无明文不为罪) ”与“税收法定主义(无承诺不课税、法无明文不征税) ”,通常被视为现代法治的两大枢纽。 在两种统治方式下国家对社会财富的攫取是不需要老百姓同意的。 一种是前述政教合一的神学统治,它的反面是宪政主义。 另外一种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公有产权制度，它的反面是在先的财产权原则。 为什么政府从公民手中拿走财产是需要公民同意的? 因为财产属于私人所有,征税才需要财产所有人的同意。接受了宪法概念的民主制度,其实是民主原则与在先约束原则的结合。 没有财产权,政府对财产的处分就不需要征求任何非财产主体的同意。就像如果新娘没有人身自由,同不同意结婚就问她的父母,反倒和她本人没有关系。 杨小凯的研究指出公有制经济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避免收税的交易成本。 “顺便也一劳永逸地避免了执政者在财政上仰赖民意机关的威胁” 。以中国为例,直到90 年代初期,赋税问题都没能够成为推动公民与政府之间进行制度博弈的力量。因为政府首先不是一个收敛者,而是一个所有者。 宪政国家,都在宪法中规定了税收法定原则。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此权力仅仅赋予给议会,在两院制下则尤其将批准税收的权力赋予给下院或众议院。 如法国宪法规定“征税必须依据法律规定”。 日本宪法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规定,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之条件作依据”。这里的“法律”指的都是狭义的议会立法。 美国宪法第7 条将“规定和征收”税收的权力赋予国会,并在第6 条中规定“一切征税议案应首先由众议院提出”。 但我国1949 年之后的四部宪法,从未对赋税问题加以规定。国家征税权的宪法归属至今都是阙如的。既没有规定谁有权决定收税,也没有规定怎样才可以征税,也来明确收税是否需要代议机关的同意。 全国人大在1984 年,颁行了一道授权立法条例: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